你见过最有远见的人是什么样的
硅谷IT胖子：
我奶奶。严格来说，我没见过她，因为我出生之前她就因病去世了，好像是肺结核，那时候条件不好
WeGame中后期，我父亲当时要上山下乡来着，她全力阻拦，还说“这世道不对啊，肯定不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父亲当时也就十几岁，年轻不懂，说“妈你怎么这样思想反动呢，大家都说下乡才是对的”，奶奶说“不管怎样，读书学习才是对的”
于是父亲和奶奶就找了个借口，可能是身体不好什么的，就没下乡。当然，我们那好像管得也不严，不下就不下，也用不着托关系。父亲在WeGame结束后就考上学、成了读书人了，——这对我意义极大，因为我就出生在读书人家庭里，小时候有书看了，尽管物质不充裕但是精神世界是极富足的
奶奶是个小地主的女儿——也许小时候读过私塾之类——无从考据，但那时候家境已经衰落很久了、嫁得也不好，一辈子没工作、身体又不太好，真挺惨的。但据说她持家很不错，家里非常干净，而且她个子很高，我和父亲都遗传了这个优点。父亲后来讲到这里说，奶奶可能心高气傲，但是这世道又不太合她的心意，导致还是有些气闷的，就更容易生病所以早逝，——劝我人生若是碰到不合适的环境或是不如意的时期，不要太在意纠结
我知道“读书”这个思路当时很多人都有、都能看出来，但她一个社会下层的家庭主妇也有这种眼光和魄力还是极其难得的，敢在特殊时期看似遥遥无尽头时就提前预言，后来子孙也确实都凭借读书翻身改命，可惜她没有看见罢了
2024年回老家，家人交给我奶奶唯一留下的一点遗物——当然，她那时可能是当财宝留给后人的东西——两个沉甸甸的银手镯，几件不知道是耳坠还是什么很轻的饰品。这些东西至少有50年历史了，磨损和退化极其严重，乍看去就像是破铜烂铁，被我带回了美国放在床下收藏，跟重要证件放在一起
海水鱼鱼：
我认识的一个人，后来过了许多年，当我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洞察世事的能力之后，我才惊觉她的远见远超出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她是资本家的小姐，祖上是戚继光，她姓戚，也行七，所以人人叫她七小姐(或者戚小姐?)。她爹开工厂，开远洋公司，还开当铺，金银流水似的从手上过，生意做到美国日本。
她结婚那年，嫁妆抬了32抬，送嫁的队伍绵延了好几里地。她爹给她的门帘子都是金的，尿罐子上真的镶金边儿。
她嫁做人妇后，一天换两次衣服，上午衣服上的花色，花是开着的，下午的衣服上的花是闭合的，春天有春天的样式，冬天有冬天的搭配。她的衣服从绫罗绸缎到貂皮大氅，装满好几个大樟木箱子。她的樟木箱子后来一直都在角落里静静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直到前几年村里嚷嚷拆迁，满街收古董的乱窜，有一个人看上它，开口出价1w5，我才发现那东西可能值点钱。
她是个时代浪潮里的警觉者，是只充满了警惕和危机意识的狐狸，也是一个杀伐决断的母狼。历史大潮涌来，和她一样出身一样财富的人为了保全财产，殚精竭虑。她第一时间交出了自己带过来的土地、工厂和财富。 她妥善安置了所有的下人，做主把从小伺候她的丫鬟嫁给一个好出身的农民。
复查的时候，那个农民成了小头头，在她家里装模作样查了一遍后，拿走了几件旗袍，然后转头去了下一家。她藏在炕洞锅底灰里的首饰和小元宝幸免于难。
她的丈夫在中日合资的工厂里当二掌柜。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中方资方经理。老爷子打一手好算盘，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生大儿子时，恰好是庚辰龙年，所以她的大儿子小名叫做庚辰。生二儿子时，运动越发白热化，她意识到会冲击她的小家，可是怕有什么用?她给二儿子起名叫做脊梁。她的寓意是，不管未来如何变幻莫测，永远挺起脊梁骨做人。
动荡的时局里，她丈夫的买卖越做越好，在沈阳，丹东，烟台，大连到处都是他和日本人的分公司。日本大老板对这个矮个子的中国二掌柜非常满意，所以，在她生育第三第四个儿子的时候，日本老板用中国人的方式，在红纸上用毛笔字郑重写下两个名字，把它们分别给她的三儿和四儿。老三叫松山，老四叫松本。那个日本老头儿应该欣慰，因为他给中国小孩儿的这两个小名儿伴随了他们的一生，直到60年以后，老四松本先离开这个世界，又过了几年，67岁的松山扔下他眷恋的妻儿也离开了。她还有一个女儿。唯一的女儿。她给她起名字叫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
更声势浩大的运动来临那天，她的丈夫不敢面对门口声色俱厉的红小将，更加惧怕自己和日本人做买卖的旧账被重翻，他忧思过度惶惶如惊弓之鸟，很快就得病去世了。
她在最后一次抵抗不过去的运动中，亲手把所有的财产，房契，私藏全部清点梳理，然后把革命小将和革委会主任叫到家里，将财产一一呈交。她后来说，某某某家的炕桌是她的，某某某闺女戴的镯子是她的，某某某水洗她的狐狸大氅糟蹋东西……但她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日本老板送他们的一个落地大花瓶，她去世后，她的女儿还在，根据她的描述，我找到了苏富比拍卖会上相似的照片给她看，她流着泪说，比这个还要精美几十倍啊。那一刻，我的心，狠狠痛了一下。
也许苦难总会贯穿一点幸运。划成份时，因为她几乎交完了所有的财产，所以划成了中农。按照那个时代的政策，中农是可团结的对象，而和她一样出身的那一批人，全部都是“地富反坏右”。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戴高帽子，开批斗会，被游街，示众，她在角落里偏安一隅。
后来她的孩子们长大了，成份论像个魔咒一样笼罩着他们的事业和婚姻。老大和老二不得当兵，不得参与政治活动，不得有机会争取任何进步。贫下中农的女儿只会盯着同样根正苗红的男性，两个儿子敷衍的结婚生子，成为扎在她心里的一根刺。到了老三，已经是物换星移，但是时代打上的烙印还在每个人心里挥之不去。1970年，她撸下手上的最后一个戒指，换了两瓶好酒和一桌好菜，她把民兵连长请到家里，求他给她的三儿子一个走兵的机会。民兵连长答应了，走兵之前，她接到消息，走不了，因为她的小姑子的丈夫，老三的亲姑父成份太坏，政审不通过。她想了一夜，字斟句酌，写了一份划清界限脱离亲属关系声明，递交武装部表明态度，后来这份声明成为她和家族亲人之间的一道鸿沟，怨怼和恨意至死没有瓦解。但也是这份声明，给她的三儿开了一条路，在次年的征兵中顺利参军。后来想想，她是如此的的远见卓识，尤其是温都尔汗后，如果当年不是顺利走兵，她的儿子此生再也没有机会从军。
后来到了老三娶媳妇，她敏锐地意识到，成分论会逐渐消亡。在众多上门提亲的优质女性中，她坚定选择了地主加恶霸双重成份的老潘家的女儿，她说了两点∶一是人聪明，老潘家的女儿花边儿编织全县第一，看一眼图纸就能织出货，可惜成份不好，不然早就是县花边厂的工人了。二是老潘家人品好，云彩再高压不过太阳，成份总有一天啥也不是。
她的远见卓识再次得到了印证。改开来了，成分论委落泥尘，她的三儿子三媳妇卖海鲜，大棚养鸡，种葡萄园，日子风生水起。这是后话。
她把唯一的小女儿凌云做主嫁给了地主的狗崽子，村人鄙称小老五。凌云的婆婆共生了五个儿子，她的丈夫小老五是个遗腹子。他从出生就没见过他爹。因为他爹是个国民党军官，撤退台湾的最后一艘船从青岛出发，他那个狠心的爹扔下老婆和四个儿子，还有肚子里的一个，只带着他妹妹逃到了台湾。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男人，成了她为她的爱女挑选的良人。连她闺女也不明白，怎么就看上了国民党的遗腹子小老五?她说，三穷三富过一生，谁也不该倒霉一辈子。
后来，大陆台湾通航，一批又一批的台湾老兵回来探亲。我们村里开始有了第一台彩电，第一条水泥路，第一个净化水厂。这些，都是台胞捐献的。凌云的台湾公公的妹妹，她那个从青岛跑到台湾的姑婆婆，后来成为马英九的文字秘书，在台湾很挂得上一号。她前后五次从台湾回到村里，带着无尽的歉意和金钱弥补那份迟到的亲情。凌云是五个妯娌中得到财富最多的一个，90年代，我亲眼见过台湾的金子，凌云给我看，金项链，金戒指，金锁，都是黄灿灿的，但总感觉跟大陆金店卖的不太一样。
但这时候，她早就离世了。她没能看到后来的一切，不过我想大概应该也看到了。
她去世前，说想喝一碗疙瘩汤，她的三儿媳给她做了一大盆。她咕嘟咕嘟喝了一碗，说，这下够了。然后，她躺着很快就睡着了。
那么一个有着卓识远见的人，那样一个风姿绰约出身高贵的大小姐，她潦草的谢幕让我觉得配不上她的出身和经历。
后来，她的樟木箱子被从角落里拿出来当破烂儿卖，我不忍，想清洗干净翻新一下做个茶几。水枪冲掉陈年积垢后，箱盖的背面透出毛笔淡淡的墨痕，那是他四儿一女的生辰八字，从墨痕的轻重能够看出，她是每一个孩子降生她就郑重记下。我后来问了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连自己的出生时辰都说不清，更不用说清楚八字了。那个箱子里还套着箱子，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里面还有一层隐秘的暗层，可想而知当年的做工和价格。
我一直想知道更多关于她的事情，可惜年代久远，知道她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些事，也是如今的老人从他们的父母口中得知一星半点，譬如她会写状子，她骑着毛驴去打官司，她给去世的邻居写表文，她会左右手一起打算盘等等……
某次，凌云问我微信名是什么?我说读书种田。她忽然闭了眼睛，仿佛强压泪水。我说怎么了?她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是她常说的话，她常常私下说，别人不知道，只有他们姊妹们知道。
凌云，就是我的亲姑姑。她说的姊妹们，是我的两个大爷，和一个叔叔。是的，我爸就是老三，小名松山，我叔老四，小名松本。老潘家的女儿就是我妈。我爸不在13年了，我的老母尚在，75岁了，身康体健，每天坚持走8000步。在我们那个渔村，至今还有人真诚向我发问：你爸怎么叫个日本名儿?
而那个她，就是我奶奶。戚小姐，大名戚梅芳。戚继光的后人。
长歌：
我妈妈。谈不上很有远见，但是在她的努力下我和我弟弟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从小农村长大，爸爸是思想守旧的保守派，不愿妈妈出去打工，一心想让她守好老家的土地。妈妈是一个没什么文化，但却十分要强的人，小学毕业的时候，听说村里我的同学要去县城的学校考试，就让我一起去考。但是碍于那时候消息滞后，我们去的时候人家已经考完了，白白在县城耍了两天。
第一次喝到了叫珍珠奶茶的东西，那天下午我和我同学比赛谁的珍珠吐的更远。喝完我们就又回到老家了，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去了镇上的中学。彼时，我的弟弟刚好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去了我的小学，一个落魄的乡村小学。光是走山路，都能走一小时，路上要穿越庄稼地、有狗的农户、杂草比人高的灌木丛、还有茂密的森林等才能走到学校。
后来我问我妈，为什么去镇上的学校和去那个乡村学校都差不多远，为什么不选择镇上的好学校。我妈回答：那时候没出门，啥也不懂，他们(指村里人)在哪读就跟着去了。所以我妈也只是一个没有文化也没有见识的农村妇女，并不是不想让你去好的地方，只是她根本没这个意识。
然而我妈很快就有这个意识了，那是我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我爸爸在隧道烧焊的时候出了事故，隧道坍塌差点丢了性命，所以后来爸爸常常说多亏跑的快了几步，但是砸下来的石头弹出去的时候还是把爸爸砸的倒下了。摔断门牙的三颗牙齿，腰也受伤了，现在依然没有完全治愈。这个时候我妈妈抛下家里的庄稼和牲畜，赶到县医院去照顾我爸爸，碰到了我们的贵人，一个在医院做保洁的嬢嬢。
她和我妈谈家常的时候问到了我们，问我们多大了，在哪里上学，妈妈如实告知之后那个嬢嬢说这个年代大家都往城里走，好好的儿女怎么还在乡镇上学。妈妈无奈的表示没文化不懂，那个嬢嬢却说你把孩子们转到县城来，我给你保证都能读到书。这个嬢嬢表示县城的实验中学有她的亲戚，来了一定能让我们有学校上。我妈信了，我爸人前答应，事后却和我妈说这样不行。我爸就是这样保守，不敢冒风险。
我妈的冒险意识就在这这时候展现出来了，不管我爸愿意不愿意，她自己悄悄就出去租好了房子，准备来个先斩后奏。这些都是事后我妈给我讲的，我只记得那时候我妈照顾我爸爸回来，带了很多亲戚送的水果和牛奶这些，一边走路我一边吃的时候，我妈突然问我：你想不想去县城读书?我没有迟疑的就说了想，我妈就说那下学期去县城读。然后我妈就开始处理家里的庄稼和牲畜，卖的卖，留的留，一个暑假就安顿好了。
镇上的中学同学还没来得及说再见，就去了县城中学，那时候也没担心会不会进不去，只是跟着父母后面。在县城中学的办公楼，我记得有十几个和我一样的转学生，老师给了我们试卷考察我们的学习。
我做的很差，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已经落后了，在镇上中学那一学期，我们班的成绩年级倒数第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期末数学考了四十多分并没有觉得羞耻，反而有种沾沾自喜的心理，因为班上还有好多三十几分的。
可想而知那时候的学习环境和我自己的学习状态都已经非常差，如果不转学就混日子的读完初中再读本校的职业高中，最后进厂打螺丝。所以那时候做试卷的时候我很害怕，我怕自己学习太差别人不要我，就紧张的不得了。
好在老师好像不太在意试卷的成绩，做完之后没多久就把我们分别带到了各自的班级，我就这样非常顺利的转到了县里的实验中学。同时，我弟弟也转到了县里的实验小学，这在我们老家的人看来都是很神奇的事情。因为转校之前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邻居还说你们这样怕是不得行。
但是我妈妈不知道在中间怎么努力的，就是做到了，也许是那个嬢嬢努力的，但是没有妈妈的果断决策，也就没有今天。那个决策就像命运的指针，悄悄的改变了我们的命运。逆袭不是华丽的，反而是成为务工子女的阵痛。刚到城里这几年，反而是我最自卑最没自信的时候，因为刚到城里，处处都是花钱，用父母的话说就是买根葱子都要钱，租房要钱，喝水要钱，买菜什么的通通要钱。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刚进城的我们并不适应，父母处处省吃俭用。
租房租在城里最破旧的老房子地段，并且是一个单间，那栋楼有很多这种单间，就像电视剧里面的筒子楼一样，厕所是公用的，做饭在楼道搭个简易台子，房间里两张床用一块帘子隔开。
说到这个床突然想起我妈有一次发工资了还没来得及存，早上上厕所回来突然发现钱不见了，全家一下子魂飞魄散的到处找，外面楼道和厕所都是公共空间，一瞬间以为上厕所的时候掉了，被人捡走了。满楼道到处问，都没人看见，还怀疑是别人不承认。后来把床翻开，结果在床缝隙里面，妈妈才稳下心来，好像是一个月的工资两三千块钱。
说到这里，必须交代一个爸爸妈妈的工作，妈妈没什么文化，很多人想让她去学做生意，她做了两天觉得这个压钱又半天卖不出去，太愁人了。就埋头进入工地，在工地做起了小工，靠苦力挣钱。我爸之前说过他是烧焊出的事故，好了之后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不想烧焊也跑去下苦力。下了苦力好几年才被我妈再劝去烧焊，这都是后话了。而我和我弟弟也成功入学，弟弟在实验小学上幼儿园，我在实验中学开启初中的走读生活。
在镇上第一学期是住读，每周生活费是30，到了县城因为是走读，我爸去打听了领居说走读给的15一周。我爸妈就给的15，当时最便宜的饭已经三块多了，而镇上最便宜的才1.8.物价翻一倍，生活费却腰斩，这也是让我自卑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穿着的太朴素了，父母好像也没意识到需要买几身合适的衣服，加上自己是个插班生，常常觉得被人瞩目又很透明的矛盾感觉。15块钱一周，平均每天3块，一顿饭钱都不够。但是我知道刚来城里的不易，这也是我的性格，没有向爸妈表达不够用，而是想办法怎么3块钱吃饱一天。
有的人说走读可以回去吃啊，但是回去也要有吃的才行。那时候爸爸妈妈一整天在外下苦力，中午哪有时间做饭，我自己回去再做饭时间也来不及。所以那时候我的办法就是去农贸市场买小馒头，一块钱应该有20个那种，比麻将还小。
另外买点零食，比如五毛钱的方便面什么的，这样一整天都不会饿。说起真的还有点可怜，不过那时候觉得父母也不容易，有一种共患那的体谅感。
说一下我的成绩吧，刚去的时候班上垫底，反正倒数十几名的样子，蛮羞愧的。一方面体谅父母的不易，一方面觉得有了好环境就认真学习，加上那时候换了学校觉得老师真的不一样了，学习方面努力去提升自己。说到这里很感谢我的班主任，她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英语老师，大家都知道的，英语老师一般都很漂亮，可以算的上学校最漂亮的老师。她的教学能力说实话比较一般，但是人品没得说，她很清楚我的家境，加上我的英语超级烂，这样一个差生她本来可以嫌弃和置之不理的。但是她居然选我当了英语课代表，还记得她的理由是以前都选的成绩好的，这次我们选一个成绩不那么好的，帮助提升一下她。然后我就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课代表，常常收作业发作业什么的渐渐融入班级。
这里也很感谢我的语文老师，他是一个很搞笑的中年老师，有一次上课明显是喝红温了，但是他说是太阳晒的，他自己都憋不住笑了。我的语文成绩还可以，他经常夸我作文写的好，字写的好，这对于那时候自卑的我是莫大的鼓励。
数学老师就十分和蔼，晚自习做题的时候经常站我旁边，知道我不好意思举手，站我旁边看看我的进度怎么样，主动给我讲，慢慢的我敢举手找老师问问题。
说到这里感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对我人生路上都有莫大的帮助。那时候的自信，都是他们一点一点的鼓励提升起来的，我的成绩也开始慢慢提升。从刚开始去的倒数十几名，慢慢的开始上升到中等，然后慢慢的进入前十，前五。
前五就是我的巅峰了，没考过第一第二，好像最好的时候有个第三，就初中毕业了，如愿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脚鱼丝：
我好朋友，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2022年11月30日，她给我打电话，让我买接下来一个月左右的口罩、退烧药、咳嗽药、食物、冷冻食品、水，还有一些氧气瓶和一个血氧仪。
我问她为啥?她说她无意刷到美国大使馆的一条通知，我忘记她说的是微博还是啥的，大意就是，那条公开信提醒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接下来防疫政策有重大变化，请备足一个月左右的食品和药品。
我说：这也信?
她回：你不觉得蹊跷吗?大使馆没事发这样的通告?
我说：为什么要买氧气瓶?
她答：我查了一下印度爆发疫情时，氧气瓶卖到几百美金一罐，参考一下，咱们这里也人多，万一呢?
我又问：你和家人都讲了吗?有人信么?
她答：爹妈半信半疑，我给他们把东西都买齐了，亲戚们基本不信，朋友们基本不信。
我说：我宁可信其有。
从那天起，我每天买买买，给爹妈也买买买。12月8日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到现在我都感谢她。PS：她不是美国人，纯属刷手机的时候看见了那条公开消息。光这一点对信息解读的敏锐度，不是一般人。
栋赐大刺：
我见过最有远见的人，是一个开纸箱厂的老板。他没押中过房价，也没买过什么翻十倍的股票。他只是比身边的人更早明白一件事：凡是能让你赚很多钱的人，也有可能让你一下子没钱赚。
我一个哥们毕业后在嘉兴一家纸箱厂做过跟单。厂不大，七十多个工人，一年营业额三千多万，主要给食品厂、日化厂和几家电商公司做外包装。老板姓吴，四十多岁，平时就在车间转，工装袖口经常沾着油墨。客户第一次过来，一般都认不出他是老板，以为他是修机器的。
吴老板做生意有几个规矩，厂里很多人都不理解。第一，任何一个客户的订单，不能超过全厂营收的三成。第二，瓦楞纸、油墨这些关键原料，必须保留两家以上的供应商。第三，印刷机、模切机这些重要岗位，至少要有两个人能单独操作。除此之外，公司账上还必须留够三个月的工资。
销售经理以前开会时说过：“我们厂最大的问题，就是老板太怕死。”这话不是完全没道理。吴老板确实错过过几笔大生意。
有一年，一个做坚果零食的品牌突然火了，线上线下都在扩张。他们的采购负责人找到吴老板，开口就是一年一千五百万的订单。对当时的厂来说，这已经接近全年营业额的一半。对方说，只要吴老板愿意专门留一条生产线，明年订单还可以继续增加。
厂里几个销售都很兴奋。那几天他们连设备型号都看好了，准备再买一台五色印刷机，首付九十多万，剩下的钱做融资租赁。销售经理算了一张表，说即使价格再降七个点，一年也能多赚一百多万，开会时，吴老板没看那张利润表，只问了三句话。
“每年一千五百万，能不能写进合同?”对方说不能，只能根据实际销量采购。
“如果销量没达到预期，设备和工人怎么办?”采购负责人说，他们品牌现在发展得很好，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
“货款多久结?”一百二十天，促销季可能再延长一个月。销售经理在旁边说，大公司都这个账期，肯定不会赖账。更何况对方已经答应，第一年的订单至少不会少。
吴老板最后只同意给他们三成产能，价格最多降三个点，也不愿意买专用设备。对方觉得他没有合作诚意，转头找了附近另一家纸箱厂。那家厂为了接这笔订单，买了两台新设备，又招了三十多个工人。原来几个订单不大的客户来询价，他们也懒得接了，说生产已经排满，低于十万只的单子不做。
有段时间，那家厂确实很风光。厂门口从早到晚都停着货车，晚上十二点机器还在转。听说老板第二年就换了一辆一百多万的车。销售经理有次路过，特意拍了张照片发到公司群里，还说：“人家这才叫抓住机会。”
吴老板只回了一句：“他们不是多了一个客户，是多了一个老板。”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嘴硬。
吴老板在用人上也一样。厂里有个姓黄的印刷机长，技术很好，干了十几年。机器出现套印不准，别人调半天还在废纸，他过去看一眼，改两个参数就能继续开。
因为厂里离不开他，黄师傅脾气也越来越大。迟到没人敢说，晚上喝了酒，第二天照样上机。有一次生产主管提醒他少喝点，他直接回了一句：“你会开你来。”
吴老板没有辞退他，反而让他带两个年轻人，每个月另外给一千块钱的带徒费。
黄师傅不太愿意，嘴上说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实际上是不想把东西全教出去。他带了半年，两个徒弟还是只会换版、加墨，碰到复杂一点的颜色就得喊他。
后来吴老板花钱请设备厂家的技术员来了一周，把常见问题重新培训了一遍。他又让两个年轻人每天做记录，什么纸板、什么油墨、车间湿度多少、压力调到多少，出现重影怎么处理，全部写下来。
那几本记录就放在机器旁边，最厚的一本后来沾满了蓝色油墨，翻到后面连字都快看不清了。
黄师傅对此很不高兴。有一次吃饭，他当着好几个人的面问吴老板：“你是不是准备找人替掉我?”
吴老板说：“不是替掉你，是不能让一台几百万的机器只听你一个人的。”两个人因为这件事冷了很长时间。
差不多两年以后，那个坚果品牌换了采购负责人。新负责人上来以后重新招标，带进了自己以前合作过的供应商。附近那家纸箱厂的订单先被砍了一半，三个月后又停掉了一条产品线。
厂里新买的设备贷款还没还完，三十多个新工人也不能今天招来、明天就全辞掉。老板只好四处接低价订单，只要能让机器转起来，几乎什么价格都做。
最麻烦的是，他们以前推掉的那些小客户，已经找到了新的供应商。
原来的销售经理后来去那家厂看过一次。回来说车间里还是很忙，就是生产得越多，账上越没钱。仓库里堆着一批已经做好的纸箱，客户临时换了包装，货不要了，只愿意赔一部分材料费。
也是那一年，吴老板厂里的黄师傅被人挖走了。
对方给他每个月多开四千块，还答应让他当生产主管。黄师傅走之前没提前说，周五还在正常上班，周一早上就只发来一条微信，说身体不好，准备休息一段时间。生产主管打了十几个电话，他一个都没接。偏偏当时有一批六色套印的纸箱，三天后就要发货。那是一个老客户赶着做新品，已经把商场上架时间定好了，晚一天都不行。主管急得想让老板加钱把黄师傅请回来。
吴老板问：“小赵能不能开?”小赵就是黄师傅以前带过的徒弟，也是那几本记录写得最多的人。主管说普通订单没问题，但这种活他没单独做过。
吴老板说：“让他开，做坏了算我的。”第一批确实做坏了，两千多张纸板全部报废。小赵调到半夜，颜色还是有一点偏。吴老板没有骂他，只让食堂阿姨煮了一锅面，车间几个人吃完接着弄。
第二天上午，设备厂家的技术员又通过视频帮他们调了一个多小时。到下午三点，机器总算稳定下来。那批货最后只晚了七个小时，客户没有丢。
后来又赶上原纸涨价，吴老板长期合作的主供应商突然通知，下一批货要涨百分之十几，而且必须先付款再发货。附近几家小厂都在抢纸，有钱也未必拿得到。销售经理本来已经做好了停几天机器的准备，吴老板却直接给另一家纸厂打了电话。
那家供应商的纸每吨贵一百多块，所以厂里一直有人想取消合作。但吴老板这些年每个月都会从他们那里进一两车，哪怕用量不大，也从来没有彻底断过。那次对方先给他调了六车纸，价格只比平时贵了不到百分之五，厂里一天都没停。
几年后，我哥们准备离职，临走前和吴老板吃了顿饭。他问：“你当年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坚果品牌会换供应商?”
吴老板说：“我哪知道，我连他们明年换不换老板都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肯接?”
“不是不接，是不能把厂子交到一个客户手里。厂是我的，哪能让别人一句话决定开不开工。”
后来，那家靠坚果品牌扩张的纸箱厂被人收购了。厂房和设备还在，门口每天也有货车进出，只是原来的老板没有再做这一行。
吴老板的厂倒是一直没什么大变化。行情好的时候七八十个工人，行情差的时候还是七八十个工人。小赵后来成了新的印刷机长，手底下也带了两个徒弟，吴老板照样要求他把参数记下来。
前两年我路过那里，发现厂门口那块蓝色招牌已经褪得快看不清了，就问哥们，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换。
哥们说吴老板嫌贵，一直没同意。“他说字还能看见，先留着。真掉下来了再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