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权谋之人

悟事：

　　想要锻炼权谋思维，多看资治通鉴，多琢磨，多研究，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把自己代入进去，如果你是当是人会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利和弊分别是什么。

　　然后再对照资料里面当事人的决策，看看你和当事人的相差有多大，在哪个思维层面存在差距，慢慢养成当事人思考问题的视野和格局，久而久之，你的权谋思维就养成了。

　　下面分享一篇自己对资治通鉴的解读：

　　《资治通鉴》周纪二 公元前三三八年

　　【原文】

　　三十一年癸未，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翻译】

　　秦孝公病逝，秦惠文王继位，公子赢虔举告商鞅谋反，于是发兵抓捕。商鞅跑到魏国，魏国人拒绝商鞅入境，商鞅又回到了秦国。

　　商鞅带领自己封地的门徒攻打郑国，秦人攻打商鞅，商鞅被杀死，死后又被车裂灭族。

　　【解析】

　　这篇材料讲的是秦孝公病逝，秦惠文王车裂商鞅的事情，这篇文章我们深入分析一下，秦惠文王赢驷为什么要车裂商鞅以及车裂商鞅给赢驷本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这则材料中有一个细节：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

　　赢虔状告商鞅谋反，赢驷则直接派兵抓捕。

　　赢驷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合常理，正常情况下，对待国之重臣，在处置谋反案的前期，应该是秘密调查、核实、取证才对。

　　现在赢驷却听信赢虔的片面之词，一干司法流程全部不用，直接就是派兵抓捕，这说明了什么?

　　关于赢虔，这里科普一下。

　　赢虔，秦孝公赢渠梁的大哥，秦惠文王赢驷的大伯，商鞅变法时，任太子傅一职，后因太子赢驷触法，被商鞅以监管不力的罪名割掉了鼻子。

　　当时还是太子的赢驷因为触犯法律闯下大祸，被秦孝公逐往秦国山野，从此沦为庶民。

　　在秦孝公晚年病重的时候才被人接回秦宫，随后在秦孝公不断的考察下被再次立为太子，秦孝公病逝后继位为秦国国君。

　　而赢驷刚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听信赢虔族杀商鞅，我觉得赢驷这样做的原因，是在向以赢虔为首的贵族势力示弱，示好，需要通过处置商鞅来争取贵族派系的支持。

　　赢驷少年离宫，成年后才被接回宫中，之后不久就随着秦孝公的薨逝而继位为国君。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赢驷是根本没有时间建立自己的个人团队的，上位之初，赢驷其实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空降领导，在组织内空有一纸任命书之外，根基实力什么都没有。

　　太子的身份可以让他成为名义上的国君，却无法成为掌握实权的领袖，他只能在变法派和贵族派两大派系当中寻求支持。

　　当时留给赢驷的难题有两个，一个是权利归属问题，一个是秦国将来走哪条路线的问题，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依存，走哪条路线就需要依附于哪一派系。

　　当时的秦国，经过商鞅二十年的深彻变法，已经造就了太多的利益集团，朝堂上，乡野间，军队中，政治间，叠床架屋层峦叠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军功制，农爵制，有功者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鞅这些打通上层通路的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它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后来者只能在他制定的规则下生存和发展，任何想要重改规则的人，都会被那些巨大的利益集团撕的粉碎，即使是秦国国君也不行。

　　这就是赢驷上位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想要做秦国国君，他只能依靠新法，离开新法他什么也不是，这也是赢驷继续遵守商君之法的原因，不是他想遵守，是不管他想不想遵守都得遵守。

　　但是涉及新法，摆在赢驷面前的就有一个像山一样的男人挡在他面前，只要这个男人存在一天，赢驷就一天做不了真正的秦王，这个男人，就是商鞅。

　　继续实行新法属于路线问题，实行新法之后是听赢驷这位秦国国君的还是听变法总设计师商鞅同志的，这是权利归属问题。

　　作为一国之君，肯定不愿意有人占有他的权利，出现这种状况，那就是朝中出现了权臣，出现了以下克上主弱臣强的局面，这对国君来说是很不利的。

　　只要引起君王的忌惮，权臣通常都是无法善终的，一个要抢班夺权，一个死守权利不放，要么君王夺权成功，要么权臣废旧立新，不管权臣在斗争中结果是怎样的，最终都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废旧是取得了一时的胜利，可立新也产生了新的危机，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只是延迟了危机的爆发而已，像后世的霍光，宇文述，张居正等都是鲜活的例子。

　　而商鞅就处于这样的尴尬位置，于秦孝公而言，商鞅是变法功臣，但是赢驷上位后，时代变了，于赢驷而言，商鞅就是阻碍他的罪臣。

　　既然商鞅的存在挡住了赢驷的路，那就只有除掉商鞅这个人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商鞅的敌人是秦国贵族，贵族也就成了赢驷拉拢和暂时依靠的对象。

　　贵族有诛杀商鞅的需求，赢驷也有诛杀商鞅的需求，只是两者的需求点有所不同，贵族杀商鞅是为了搞复辟，赢驷杀商鞅则是为了拿回权利。

　　赢驷对商鞅的处置越凶狠，就越是能向贵族强烈的释放出废除新法的政治信号，贵族对这样的信号接收的越浓，就越是会毫无保留的支持赢驷，得到贵族的支持越多，赢驷收回权利的成功性就越大。

　　基于这样的政治需求，赢驷还走什么司法程序，直接派人干就完了，只要有老贵族兜底，商鞅就翻不了什么风浪。

　　商鞅的权势来源取决于秦国国君对他的授权程度，也取决于他政治权利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只有通过庙堂传递出来才会奏效，离开庙堂，商鞅也就失去了权利的根基。

　　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商鞅拥有那么大的权利，最终在赢驷的抓捕下连个水花都没有激起的原因。

　　看看商鞅的反抗

　　商鞅逃魏被魏国人拒绝，后又返回秦国，以家门私兵攻打郑国。

　　商鞅这样做的原因，应该是想要结好魏国，以魏国为外援，以封地商於郡为据点，长期据守，以待秦国时变。

　　只是寻求魏援的计划失败，不得已转兵向北攻打郑国，建立新的领地，然后再与外国建立攻守联盟，最后计划失败，被杀。

　　计划看起来完美，却不堪一击，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形势上，商鞅的计划都不可能成功。

　　反抗，不过是反抗了个寂寞。

　　甭看商鞅曾经的权势有多么的大，只要失去合法的权力来源，那他就是一个孤臣。

　　墙倒众人推，朝中新贵虽然都蒙受新法的福利，可也不等于已经上了商鞅这条船，国君承认你的时候，我们跟着你干，国君不承认你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各扫门前雪了，毕竟，前程要紧。

　　对待商鞅的死忠党，赢驷则是在清除商鞅的时候把他们一并连根拔起，不把他们清除掉，赢驷怎么提拔后进，怎么培养和安排自己的人员，怎么收回并巩固自己的权利。

　　朝堂的位置就那么多，有人上就得有人下，总不能老人占着坑不走，新人进来又无坑可占吧，要真是出现这样的境况，就形成了一个僵硬固化的朝堂，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堂会在一股幕气之中走向没落。

　　所以对于一个组织高层来讲，保持小范围的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即能够帮助国君集权，又能够预防通往上层之路被既得利益者堵死。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打江山解决的是人员的增量问题，那时职位空缺，人员稀少，只要有一定的才华，君王都可以进行合理的分配。

　　守江山难是因为，守江山解决的是人员的存量问题，组织发展到一定地步会进入一个饱和状态，职位全部被先来者占满，国君如果想安排后来者就必须开启淘汰模式，进行利益的第二次分配，于是也就形成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定律。

　　赢驷通过铲除商鞅一党，再次激活了秦国的官僚系统，大量的新人涌入朝堂，而这些人就是赢驷掌握实际权力的倚杖。

　　借助贵族的力量诛杀商鞅派系，使朝堂为之一空;趁朝堂空缺的机会，培养心腹占据要职，借此植入自己的势力;利用变法派对贵族的矛盾，清除贵族的势力，以此摆脱被贵族的控制;让两派力量内斗，使权利格局再次平衡。

　　通过一拉一打左右互博的方式，国君的权利已经稳稳的回到了赢驷的手中，斗争是为了方便国君稳操权柄，而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陷入一个无度失序内卷的恐怖环境之中。

　　把斗争限制在可控制的小范围之内，达成目的以后适时的收手，而后进行从上到下的广泛施恩，人心回笼以后，再带领团队投入到国际争霸的行列，开启更大的增量市场。

　　万事不决读毛选：

　　说说蒋介石怎么从国民党小辈一跃成为党内第三，军内第一人的故事吧。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同年7月1日，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的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行使职权，许崇智和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林森等五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同时还担任国民政府当时所属的惟一省份:广东省的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

　　此时的蒋介石，手中虽然握有一支黄埔学生军，且在东征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但在党内却没有一席之地，不仅被排除在五人常务委员之外，在军事上更是受到许崇智的压制。

　　具有一定实力，论资排辈，却站在庙堂的门外，历史上，许多枭雄都曾遇到这样的困境，如何破局，怎样登堂入室，对他们而言，既考验人性，又检验手段。

　　总之，君子，做不成枭雄。

　　非心狠手辣不可。

　　在当时的局面之下，将五个常务委员摆在面前，论渊源，讲情义，蒋介石最不该针对的就是许崇智。

　　许崇智不仅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而且对蒋介石有提携护佑之恩。当初，蒋介石因为不是广东人，处处受到陈炯明的排挤，若不是许崇智帮助袒护，蒋介石在粤军中保住性命恐怕都难，更别提站稳脚跟，经营自己的力量了。

　　但是现在，要破局，要逆袭，蒋介石必须抛开恩情，将许崇智视为必须铲除的拦路虎。

　　为什么要做这等忘恩负义的选择呢?

　　一来，蒋介石深知自己的党内地位，一时之间，还不能与汪精卫、胡汉民对抗，冒然与他们为敌，既无胜算，而且容易遭到反噬;二来，许崇智掌握军权，而且拦路，有他在上头压着，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而一旦将他铲除，则可以获得与汪、胡叫板的硬实力;三来，许崇智与自己关系不错，论突然捅刀，对朋友下手更容易得逞。

　　还有个不可明说的原因，捅刀朋友或者恩人，能快速接受他的基本盘和势力，毕竟都是同一阵营的熟人。

　　这世上固执的人并不多，包括支持你的死党和反对你的队伍，绝大多数都是墙头草。所以你只要真的赢得了大势，有的是人主动投靠，剩下的利益给够，绝大多数都能拉拢过来以为己用。

　　袁世凯当年也是这么捅刀李鸿章的，否则绝无机会拿到小站练兵的机会。

　　但对方无论资历，还是实力，都在自己之上，这时候切忌盲动，更不能硬来，而是要具有耐心，埋伏下来，等待时机。

　　蒋介石在这方面，堪称枭雄中的枭雄。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应付时局，遂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共同组成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廖仲恺被刺一案。

　　蒋介石在缉拿疑犯的过程中，发现参与杀害廖仲恺的暴徒中有一人与粤军有关，此时，如果蒋介石配合，许崇智可以轻松置身事外，但蒋介石不可能这么仁义，因为对他而言，这是围猎许崇智的天赐良机。

　　他借口廖案涉及粤军将领，坚决主张剪除“谋叛部队”，并极力说服汪精卫同他一起去见许崇智，当面要求许崇智表态。

　　在蒋介石蓄意的勾连下，许崇智百口莫辩，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将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警备司令梁士择等先后逮捕。

　　蒋介石见状，丝毫不犹豫，更不手软，第一时间将他们所属的部队全部包围缴械。

　　权斗，打老虎，刀子亮出来，捅过去之后，最忌讳的就是毫无章法的拼命硬捅，这样会激起对家的激烈反抗，最枭雄，最有城府的做法是，一刀将老虎捅伤之后，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要以迅雷之势将其关进笼子里。

　　蒋介石就是这么干的。

　　搞掉粤军所谓的“谋叛部队”后，蒋介石不依不饶，公开指责许崇智一手把持财政，克扣军粮军饷，还捕风捉影地指出粤军许多将领与廖案有过深牵连，整个粤军已不可靠，为国民政府和许崇智本人的安全计，他将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工作。

　　这时候，许崇智才完全品过味来，这哪是什么误会，蒋介石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夺取自己的军权。

　　但为时已晚。

　　无形之中，自己已经被蒋介石关进了笼子里。

　　接下来的较量更精彩。

　　这时候，许崇智怎样做，才是最明智的呢?

　　他应该拿出足够的筹码，设法取得汪精卫等大佬的支持，然后再来对付蒋介石。遗憾的是，许崇智还是太直了，见蒋介石欲软禁自己，他恼羞成怒，立即打电报调两师精锐粤军急赴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

　　蒋介石立即以粤军精锐部队串通梁鸿楷“谋害国民政府”的罪名，将许崇智调来的两支部队包围缴械。接着，蒋介石开始对许崇智来硬的，9月18日深夜，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抢占要地，全面控制广州城;第二天，蒋介石直接拘捕许崇智的亲信大员。与此同时，黄埔学生军严密包围了粤军总部和许崇智在东山公馆的宅邸，彻底解除了许崇智贴身卫兵的武装。

　　双方斗到这一步，蒋介石已经掌握了全面主动。

　　但这时候，也最容易犯下致命的错误。

　　如果蒋介石一时恃强，杀了许崇智，那就麻烦了。

　　他很可能遭到群起而攻之，再无整合全局的可能。

　　对此，蒋介石很有心法，9月20日，他把一封早已写好的信送给许崇智。

　　这封信措词严厉，咄咄逼人，历数了许崇智的种种过错，许崇智读过此信，既惊又惧，当天夜里，在蒋介石派来的由陈铭枢率领的一支队伍的“护送”下，拿着两万元，悄然搭上轮船，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许崇智以这种方式被驱逐后，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即由“好好先生”谭延闿兼任，粤军总司令则由蒋介石一手收束，所属各部均被改编或遣散。

　　至此，蒋介石踩着恩人的肩膀，披上恩人的虎皮，一跃成为国民政府第一军事强人。

　　此时，距离蒋介石在上海滩走投无路只能加入黑帮当个小瘪三，仅仅过去了三年。

　　此刻蒋也仅有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