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卢安克
还有人记得卢安克吗? 这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国人热烈地讨论，如今再提及简直像上个世纪一样久远。当时的人们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还有精神病院和孤儿院的生活老师。他虽然没有上过高中，但提交了自己的作品后就获得了上学的机会，进了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该学院的理论课程很少，卢安克在那里学的以实际的项目和自己的作品为主。
1990年夏天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这位德国青年的人生。 他在广西的大山里辗转多处山村，进行义务支教。
卢安克从广西桂林阳朔县兴平镇的大坪子八一中学做起。他使用了从他对学生的观察出发的自己的教育方法。因为性格内向，他在教学过程中碰到了不少的困惑。碰到了困惑之后的几年间，他就去观察了学生的心理需要，根据实际的成长需要进行了各种特殊的教育方法和实验。但由于手续问题受了许多挫折。后来，卢安克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式，作为了广西共青团的志愿者继续支教。他常常带学生们一起户外教学，干农活或是出去探索乡村的山水。
2003年7月，卢安克来到广西河池东兰县切学乡板烈村小学任教，这里比兴平镇的条件更加艰苦，他经常课后走很艰险的山路去学生家家访，与学生玩大自然。 这些日子，卢安克过了一种没有收入，也不需要收入的日子。在学校里，吃住是学校免费提供的，在学校外，吃住是学生和家长免费提供的。更多的需要，卢安克的朋友来满足，他的家人都不用担心。
卢安克在板烈村小学承担的课程是自然科学、美术、音乐和综合实践活动课。他上的这些课就是本地教育局没有发课本，也没有安排考试的副课。除了自然科学之外，卢安克都是跟学生一起创作属于他们班级自己的文化，用一个学期来围绕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用美术课给故事画画册，用音乐课给故事编歌曲，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给故事拍微电影。通过这些属于学生自己的作品，学生就慢慢地获得了新的力量和归属感。 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后来，这场教育实验以失败告终，他离开了那所学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里，关于他有许多谣言，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来中国目的不纯，他被谣言困扰，一个个举报那些造谣的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重复举报，因为这些关注他不敢做事，偏头痛严重的时候他起不了床，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这些年他辗转多地，经常遇到签证的问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 今年6月，我在广西防城港见到了卢安克，还有他曾经的学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个曾经对教育投注了巨大热忱的青年变老了，他接受了一些失败，但似乎也获得了新的自由。
「我受不了这种关注」
去见卢安克之前，他在邮件里重复了好几次，「我不希望你来记录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隐私，害怕作为公众人物。」我向他承诺，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前，我不会写，他答应见我一面，随即就要删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写他的文章里，一位记者说，一个电视台同行曾要挟卢安克，对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这个节目最终没有播出，记者猜测，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行不通，片子没法编出来。
我怀着好奇与忐忑，做好了只是见卢安克一面的打算。对于很多人来说，卢安克也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远的时间里听过，但已经淡忘。他是一个来中国乡村支教的德国人，但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师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欢乡村和小孩，他不喜欢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压力。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
图源卢安克个人网站
卢安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是在2012年的央视采访里。那时候媒体和公众眼里的他，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一个出生在德国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中国广西的贫困乡村做了十多年志愿教师，大家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巨大的声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断有人给他写信，甚至坐在他床头等他醒来，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离开，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给他。小学校长对人说，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为了避开这些，他曾短暂回到德国，但后来又重回板烈。他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但现实比他预料得更加复杂。2012年后，他几乎消失了，不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共活动，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传言更多了——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的网站被关停，还有人诋毁他与学生的关系。
这些事情持久地影响着卢安克。2018年，做理疗和研习「能量」的朋友大白为卢安克治疗身体，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坐在门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门口，「孤独、真诚同时又渴望着什么」，大白告诉我，他那时见到的卢安克，身心疲惫，腰椎受损，偏头痛，精神状态很差，正被各种不真实的、编造的、无中生有的网络内容困扰，他又无力去说明。大白感觉卢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们有时什么也不说，卢安克就在空白的A4纸上写作，这后来集结成《寻找你内在的自然》，卢安克写：「有人给我转发某些人制作的关于我的大量视频，我看到是那些转发率超级高的。我受不了这种关注，都不敢做事，怕控制不了这件事情后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于是，我就去举报这些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地重复举报。」
如今的卢安克已经不叫卢安克，10多年前他放弃了这个名字，他不想当网络报道里的神话，只想过一种没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现在的名字是卢恩卡，学生和朋友们都叫他老卢。
我给他发邮件，那时他正在福建的村落里，后来他来到了广西防城港。他答应见面后仍然很忧心，我后来知道，在我们约定见面时，卢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说有人要来找他，「大白以后你帮我把关，往后想找我的人先经过你，你安排的我才见，你不安排我不见。」
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
我们约在广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见面那天，卢安克从一个小房间走出来，个子很高，驼背，因为很瘦，篮球服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荡荡，他黄色的头发还和十多年前一样，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今年58了，右眼有时会陷在层层叠叠的眼皮里，他就像一株蕨类植物，迟缓，安静，很少直视人，为了不那么显眼，他从很小就一直弓着背，他因为长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为帆船技术好，卢安克被朋友拉来帮忙，离开板烈后，他不愿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顺利，他几乎很快就答应了让我写他的故事，还让我见见他的朋友们。 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写隐私，一旦问及他就会生气;他不想只写他自己，他想要写他的伙伴们，那是他在板烈的学生，他们在筹备成立户外活动公司。这也正是我的计划，几天后，阿辉和文道来到防城港。
阿辉和文道都很瘦，他们是壮族人，皮肤黝黑，阿辉23岁，文道22岁，他们背着户外徒步背包直接来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着老卢干活。卢安克每天带他们训练帆船，他们总是一起行动。从阿辉和文道有记忆以来，卢安克就来了板烈。他们一起游泳、捉鱼、爬山、找野果，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排队等卢安克的时间，邀请他来家里玩，他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卢安克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们四个人在楼顶上睡，看到一颗流星，「它的光是黄色的，尾巴的光是绿色的，在飞行过程中爆炸了两次，我们四个人同时看到了，有你在吧?」他问阿辉。
谁抓到眼镜蛇，谁又很会捉泥鳅，老师们还经常截胡他们的泥鳅和田鸡，他们的对话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卢安克说文道一直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记得文道小时候很喜欢爬树，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他们喜欢像小鸟一样在树上吹风，有一天文道爬到树上，摇啊摇，最后跟着断了的树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树枝和叶子护住了他。
海边的下午，太阳暴烈，卢安克坐在树荫底下，背对着沙滩。我问他为什么离开板烈、不再做老师，他说有两个原因——两个都不好说。「我不想讲，讲会伤害到别人。」
卢安克和阿辉
沉默了一会后，他说，他也早就觉得做老师让他头疼，要满足上级要求，管好纪律，但他只是因为兴趣想跟小孩一起创造。
这种疏淡的回答让我有些困惑，他在2009年的央视采访里说，「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这个地方有他的命，如果离开，命就没了，「心都死去了」。他那时对教育的热忱和坚定，为学生的忧心和情感，与此时再谈及教育的平静，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那种极为强烈的情感消失去哪了?
1998年，30岁的卢安克在德国给广西教育厅、初中学校和100个与慈善有关的部门写信，说他想去中国最穷的地方当老师，除了食宿不要钱，但是没人给他回信，直到后来朋友有一个中德翻译的工作，他才得以来到中国。
他的教育实验没有标准和规则，让教育去适应学生，他觉得每一个标准的建立，都是在剥夺学生的感受和特点。他根据生活的需要去寻找一些真实的任务，他会带着学生观察植物的生长凋谢，记录一种植物从萌芽、生长，到开花、凋谢和结果的不同阶段。他会让他们蒙着眼睛摸树，爬坡，感受石头之间的河水，再根据触摸的印象把树画下来。把墨汁滴入河流，观察河水的流动。
卢安克刚去板烈小学时，他发现这里的小孩特别喜欢打架，疯狂地比武，甚至会想伤害对方，拿石头砸对方。学生都喜欢看电视，卢安克就写了一个《和平剑》的剧本，让大家拍摄，主角容志历经冒险得到和平剑，但剑有两面，一面是保护一面是伤害，只有抵制诱惑和欲望，容志才真正成为英雄。一年的拍摄结束之后，他给孩子们谈了和平、宽容多样的生活，也谈到了放弃报仇的历史故事。「这一天，我们班里非常和平，完全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美好，我想假如没有我们的电视剧，学生就不会好意思说认真的话，我们的谈话也不可能这么有深度和力量。」
他还带着学生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从水深、面积、如何省材料、山洪暴发等等情况开始讨论，他提问，学生来找解决方式，让他们画图设计、测量河段宽度和河流坡度，学生们从教室走到河边，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在现实里去测量宽度、坡度、高度，但有几个学生完成了任务，还有三个头脑灵活的学生爬到了树上去观察。让卢安克感到意外的是，最后学生画出来了可以用的水坝设计图。
大人们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自愿来帮忙，他们加入以后学生又不敢做了。「因为他们觉得大人不承认他们的世界，不把它当成认真的。」大人们都在担心孩子们能不能把水坝建好，想要自己干或是请师傅做，只有卢安克担心孩子能不能经过自己参与学到东西。他不让大人干，否则孩子们不会参与到有意思的任务里。
没有了大人的加入，孩子们合作得很好。完成水坝建设后，孩子们每天中午都去里面游泳，高兴极了。他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创作了建水坝的歌。
班主任对卢安克说：学生这几天写的作文比以前有活力、有趣和有特点了。他让卢安克多多发起一些活动。
卢安克发现学校的教育用考试和标准去对待学生，只会消灭他们原本的情感和思想，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不相信自己，否认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以他做的教育不是教学生去思考，而是教育他们的行为，思考就自然会出现。
但这样的教育没有标准和目标，常常让家长和学校感到害怕，这样怎么能管好学生成绩?他曾这样回应质疑他的家长，「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和生活带来的、自己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任务。我想给学生走这条路和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去板烈村之前，卢安克遭遇了很多失败。他有时候心情低落，「我还是失败了，失败的是我这个人，是我这种性格的人，不是我的教育。我这种性格的人不适合我们的社会。」在南宁的中学教学时，他想教有创造力的英文，如果学生能写出「Run like the kite;I can fly a bike」，这是多么有想象力的句子，但是在考试里，这些句子都是错的。在考试时，他教的班级英文成绩最差，只有六个学生及格，家长不满，他停止了英文教学，去往更贫穷的山区。
2001年卢安克在东兰县隘洞中学教初二，每隔几个星期班上就会减少几个学生，无法达到学校和父母期望的「标准人」只能被淘汰，卢安克在书里中写：「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也不想再看到我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教育是不是只为了优胜者?如果我也加入到这场淘汰赛，毫无疑问会失败。」他说他尝试过写中考英语试卷，连80分都得不到，而在东兰县的中学，中考如果每门课不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直到他来到更加偏远的板烈村，这里的学生家长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没有教学标准概念，他们常年外出务工，回来就请他吃饭，感谢他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医院。
卢安克最初来到中国时，一批批带着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志愿者也在那时陆续进入中国，他们参与英语教学、扶贫援助等社会服务工作。
近十年，很多外国志愿者离开了中国。卢安克不想离开中国，但对他来说，自由的教育实验空间越来越小。曾经他和学生都有着极大的自由，他们玩水、爬山、抓泥鳅，但慢慢地，学生只有周末才能出学校。他的居留身份也出现了问题，他原本在做志愿者，用志愿身份解决工作签证的问题。但后来政策收紧，他不得不「入职」某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组织希望靠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要求他培训老师、参与媒体活动，这给他带来很多压力。
板烈村的变化也很大，通了水泥路，盖起了楼房，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2013年，阿辉也离开板烈去读县城更好的小学，30多人转走后班上只剩10多个人;2021年，村小被撤。
卢安克在板烈村的教学一直都处在半合法半非法的状态，随着关注度变大，某个负责人让他远离教育活动。也总是有人对他有很多期待和要求，希望他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我并不想指导他们该怎么做，只想自己做而已。在满足不了他们期待的时候，在心里产生的压力让我感到无法呼吸，让我生病。」
那几年他得了甲状腺肿瘤，医院问他有没有保险。他没有保险，他知道那是因为压力导致的。他辞掉了那份涉及媒体、培训、影响力的工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一年半后再去医院检查，肿瘤消失了。
现在，卢安克平静地告诉我，他觉得教育「不好玩」，「是不自然的，是人类制造的东西」，而那个持续十多年的教育实验他已经记不清目标，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那时候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忱。
卢安克有家族遗传偏头痛，前几年被谣言困扰时，他发作得很严重，最疼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一周，起不了身，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后来他就不去思考那些会让他头疼的问题，他也主动避开那些可能会让他偏头痛的人和事情，他常常记不清年份，事情和因果。
唯一清晰的事情是，他仍然喜欢自然和小孩，不做老师之后，卢安克还是会找很多机会偷偷回板烈玩。一放假他就从南宁回去，跟原来的学生一起在山林里探险。「我的身体离开了板烈，但心是拿不走的。」他写，「到了城市之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心、没有灵感的人。再也创作不出什么了，心像枯萎了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