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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卢安克

推荐人: 来源: 谷雨实验室 时间: 2025-09-20 12:12 阅读: 次 大 中 小

  失败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

  身为教育者,卢安克最终做到了什么吗?这场极其理想主义的尝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些孩子?卢安克说,他不知道,他让我去问他们。

  煎蛋在晚上10点多跟我通了电话,这时他才刚刚下班回家。他现在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做客服,他不懂股票,接受了一周的入职培训,很快他就考证上岗,一开始还是不会,公司的人教给他一些话术,他现在觉得很简单,几套话术来回用。这份工作收入五六千,要求他996,入职没几个月,他就想辞职,但他想存一点钱,坚持到年底,明年去防城港加入他们。

  煎蛋不喜欢深圳这座节奏太快的城市,在路上走慢一点,后面的人会踩到他的后脚跟。每周放假的那一天他哪都不想去,像醉了酒一样地活着,会累到车钥匙都忘记拔,鞋也没脱,就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

  他过去在一所大专学校学计算机,学校安排的实习单位每天上班12小时,煎蛋待四天就走了,班上有一半多的人都坚持实习了半年,最后还有几个人转正,过着每天上班12小时,工资4000的生活。尽管不知道喜欢什么,要做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过这种生活。

  阿辉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大专学幼教,不喜欢,转去学汽修,一两个月他就没兴趣了,进厂实习,他待了八天就走了。他跑去福建东山岛找老卢学帆船,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海。后来老卢带他认识了做户外的朋友,学校也不念了,阿辉穿着拖鞋短裤开始做户外,后来把煎蛋、文道、大象也带到这家户外公司,他们待在一起很快乐。

  不过有时候,这家公司让他们做很多跟户外活动不相关的事情,比如装修房子,搬东西。老卢介绍他们来,怎么也得干,不然老卢人情怎么算呢?但公司只有在暑假时收入才不错,平时钱很少,如果大家都留下来,每个人分的钱就更少了,半年前煎蛋和文道决定离开去找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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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安克、阿辉和文道

  他们也会跟老卢吐槽,老卢说这确实不应该,他跑去跟朋友说,「他们干那么多活,你们怎么给他那么少的钱呢?」但是这基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老卢这个人是比较单纯的,别人说什么他就会信。」于是后来老卢说不如做我们自己的公司,阿辉和煎蛋说干就干。

  在一个以成绩决定如何对待小孩的环境里,卢安克的学生们都遭受了很多否定,老卢不这样,只是跟他们一起玩,但他们难以清晰地表述这其中的影响。但他们似乎最终都成长为了相似的人,喜欢就做,不喜欢就逃,不勉强自己,也不依赖某个体系、文凭,宁愿自己去闯荡,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力量。

  但生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煎蛋正在平衡一些事情,比如家人的期待、对金钱的不安全感。前段时间老卢说煎蛋,「被深圳的工作害得变得没有心了」,老卢觉得他对公司的事情不上心,他不理解他的不安,他叫煎蛋来防城港,煎蛋不去,公司刚刚起步,去了也没有工作,吃啥?「你来了不就知道有没有了?」他反过来说卢安克不吃肉,不花钱,对钱完全没有概念。

  阿辉和煎蛋在板烈村小学出了名的顽劣,还在读二年级时就去找五年级的单挑。煎蛋经常和阿辉打架,他经常被打哭。打完了,老卢就会过来问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游泳?于是他们又和好了。老卢不会制止小孩打架,只会要求不能用工具,并建议他们在水里打。煎蛋后来意识到,老卢把他没有地方释放的精力和攻击性,从对人引导去了自然,上山下水比抢人弹珠好玩多了。

  大专毕业时煎蛋不知道做什么,迷茫又慌张,阿辉叫他去厦门做户外教练,他问老卢的想法,老卢问他,你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你真想去做才有意义。刚带团,他心里没底,不确定要不要模仿别人的风格,老卢说没必要参考,你想怎么带就怎么带。有一次活动他的手上被烫出巴掌大的水泡,脾气变得暴躁,老卢说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试着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翻译过一本非洲人的书,「火的试练」章节有说到类似的事情。煎蛋一边觉得他是个老神棍,一边又会试着去相信他,最后发现是有用的。卢安克从不强势地引导和干涉,说的话都很平常,但煎蛋觉得很有力量,待在他身边总是很平静。

  那本非洲人的书是关于考验和疗愈的,很难总结,大概讲了一些水、火、土、矿等自然的试练,以及集体如何通过接纳、观察、支持来治愈人,让他找到自己的理想。这很触动卢安克,作者Malidoma Somee在4岁被带去西方接受教育,20岁回到传统部落,他和部落中的年轻男性一起接受迟来的成年仪式。Somee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家乡的自然思维之间,这就像卢安克,活在西方的系统思维和壮族的自然思维之间,他说自己就像一个链接者,他的使命或许也是像Somee一样帮年轻人找到使命。在板烈的时候,他曾创造出一个能给他归属感的世界,但是最终被破坏了,他又开始重新寻找新的使命,但下一个,他还没有找到。

  出版社的编辑曾出题想测试卢安克的教育成果,看看他的学生和普通学生有什么不同。他不感兴趣:「那测不出来我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归属感。」

  段高明,创新教育从业者,他也好奇过这个问题。段高明是阿辉的朋友,他想认识老卢,阿辉跟他说,你先跟我们玩,再跟老卢玩,这更自然。后来卢安克告诉他,板烈小学的学生,有人当老板有人进工厂,有人死了有人有孩子,很多人不愿意告诉卢安克在干嘛,卢安克知道因为他们在做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二十多岁的声音听起来像四五十岁。

  因为都是教育者,段高明看央视采访卢安克的视频看得热泪盈眶,他感叹一个学生这样理解老师真值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但老卢告诉他,说出这句话的孩子,长大后去做了传销。

  就像抬杠一样,但是段高明知道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说自己能感觉到卢安克的遗憾,卢安克说完这些,便不会再继续说什么。他也感觉这是所有教育者都会面对的问题,你陪伴学生的时间始终是有限的,影响也是。卢安克之前总是跟他说,对学生不要有目的和期待,优秀积极努力这种标准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堵墙。但是放下期待很难,他又去问老卢,卢安克说可能等你经历更多事情,等你更老了,也就更容易放下了。段高明想起《心镜》里有一句台词是:「所有的意图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央视记者每年底都要送节目去评奖,2009年记者提交了卢安克的专题节目。对方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很多人看卢安克的故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他在乡村到底有什么成果?教出了什么牛人吗?面对这些问题,记者难以回答,因为非要衡量的话,卢安克更像是一个世俗标准上的失败者。卢安克刚来板烈小学时的一届学生,46个人里只有8个人坚持到初中毕业,大部分都去城里打工,一个孩子父亲指责他说,儿子就是因为学了你才变得老实吃亏。

  关于失败,卢安克曾在书里这么写,「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满足社会承认的一种角色,我的做法也会让他们失望。世界上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安排自己生活情况的能力。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对我说,你帮不了自己,你怎么要帮别人?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种失败其实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并给予了我能够不依赖任何腐败做法的能力。我虽然在社会中安排不了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做到超过角色的一些事。德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席勒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在学校时是他们班语文最差的一个学生。我以前在上学时也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我的外语太差,我不能上高中。当时我也不想上。后来我从来没有赚过正常的工资,也好像永远成不了家。不过我现在在社会上做的事,别人不敢做。」

  我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目前,卢安克生活在贫穷、简朴和自由中。他的工资常年都是一个月500块。老板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500,于是就这样定下来。有时到了月底,大白开玩笑问他,500花完没有?还剩几十块,他要请大白吃面。

  在大白的调理下,卢安克的身体好了很多,但一旦坐久了,他还是不舒服,他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双手往后抻一抻,左右晃晃脑袋。大白觉得他的身体要继续调理,但是卢安克不敢接受,「他知道我收费很贵,他觉得亏欠我太多,没办法再接受我的帮助。」

  防城港东方红快餐店的老板小志让卢安克免费去他店里吃饭,他跟家里人说,老卢就吃几个青菜,花不了什么钱。一起去吃饭时,我们的餐盘上都放了计价牌,「你看,我的没有,阿姨都认识我。」卢安克很开心,他和很多人分享了这件事。

  有段时间卢安克住在小志家里。为此小志说服了有洁癖的、在异地的妻子,「他尽心尽力在一个村落付出自己的青春去陪伴那么多小孩,我觉得也不应该到这种地步,能帮肯定要帮。」

  卢安克会在抖音橱窗上卖一些球服和户外用品,这些平均每个月给他带来两百多块的收入,好的时候有1000,他会跟朋友高兴地分享。不止一个人质问他是不是真的卢安克,他回复说:「当然,一个传说不会加橱窗的。但我是一个普通的需要吃饭的人。」

  这些年他当然不缺赚钱的机会。有人建议他办学,他说他喜欢陪伴小孩,但做校长要陪伴领导。也有人建议他发挥影响力,邀请他去演讲,他说他不会讲,他们让他站在旁边,找人替他讲,半个小时8000,他不去,这不真实。

  一个占据全球市场份额20%的皮划艇公司老板曾跟卢安克说,等船完善好以后,他可以批量生产。但卢安克已经有了一个船,他不想再做,他把新的设计图放在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他不想通过信息、方法和资源赚钱。

  设计了「归属自然」的户外活动风格后,朋友注册了品牌,但答应他会做到开放共享,后来其中有人想把这个风格变成课程体系。「别人想把归属自然品牌垄断,我只能努力表达我的态度,让别人知道这不是我想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干,事情要发生就允许它发生,否则自己要拼命的,活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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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有人建议卢安克办交流活动,他不办,但对方自己偷偷发了招募通知,以卢安克的名义举办创新教育活动。他帮朋友的户外公司设计线路,疏通关系。他问过朋友,有没有设计费?对方说没有,他就不再问。营期收费单价很高,但其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得少了,「数字那么高,欲望就大了」,卢安克听人说,因为钱朋友会变成敌人,他不想这样,就不再去要。卢安克承认他委屈,但「委屈就委屈,人生是这样」。

  在帆船领域,也有一个朋友要做课程体系。朋友在电话里描述着要怎么设计,大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沸腾,热血,做大做强,垄断,他又看了看卢安克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兴趣。

  卢安克总是在一个领域做一些年就离开,因为事情总是变得更加体系化,人的感受被标准替代。他描述这些朋友,他们都想做大事情,「但是我做不了,我能力有限,就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从小到现在,卢安克从来都没有依循过一种标准。卢安克用「非常不正常,也非常奇」形容他的成长过程,他和哥哥性格内向温和,对外部世界没什么表情和反应,但是其实他们的感受很深。他说,当身边有别人被骂时,即使不是骂他们,他也会非常敏感和在乎,并且被吓得不敢在别人被骂之后吃东西。他无法分清楚犯错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因为他没有反应,别人总是欺负他,甚至后来为了让他有反应去欺负他,「可是,他们一次也没有成功地让我参与打架」。在他13岁时,他不懂反抗别人的欺负,内心甚至希望别人把他杀掉。老师想要教他们如何去反抗,但是很快放弃了,大人给他们讲许多英雄要面对问题的故事,痛苦并不是没用,他从痛苦的经历里得到面对问题的力量,他这样总结。

  有人对他妈妈说,她的两个小孩总是白日做梦、没有意志、太虚弱,想让她改掉他们的弱点,妈妈不听,愿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下去。爸爸本来是建筑设计家,受他们的影响他开始对教育产生兴趣,在45岁时改行做了一名注重孩子天性的小学老师。父母为他们选择了一所注重孩子天性的学校,上学没有课本,都是学生们自己写的。

  他们一家四个兄弟姐妹,只有卢安克读了大学,其他人都不想上大学。卢安克没上过高中,不过后来他把自己的工业设计品给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看,教授认为卢安克已经具有了学院也无法教育的创造性,可以通过增加知识让他实现头脑里的东西,最终接受了他入学。

  一个曾在西藏拉萨开办盲人学校的德国盲人对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成了盲人而遭受欺负,因为社会不把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就需要培养我自己的一种力量,帮我自己再找到社会中的生活。我长大之后,我就依靠这种因为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一个人去西藏办学。」卢安克觉得自己跟她很像。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别人也一直不承认他的性格和个性,他也一直依靠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

  在卢安克身上有一种矛盾,受伤的、想要消失的欲望和身为教育者想影响人的、不断表达的一面,大众以为他消失的时间里,他在抖音上更新了两百多个视频。很多人把他当作人生导师,一个从农村一路读书考出来的女生,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无数次想离开,她想去拜访卢安克,想像他一样服务他人,做类似的事业。卢安克回复说,「我没有为他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来拜访我不如你听从自己的内心,直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人问他,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像你一样的强大内心?他说,「我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弱。很多时候是放弃了目标和要求,才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

  顺着风浪往大海走,有种走向无限的感觉。卢安克喜欢玩帆船,因为玩帆船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风浪大时,他控制着船几乎垂直于海面,在将要翻船的极限,我们都用力往后仰,不自觉地想用身体去平衡船倾斜的力,卢安克直直地坐在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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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安克的帆船叫Amaran,在马来西亚文中是「注意安全」的意思,他曾在印尼碰到一群小孩,他们告诉他自己来自Amaran岛。

  离开板烈后,卢安克经常去印尼,在哥哥生活的村子待几个月。卢安克来到中国乡村做支教时,他哥哥给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做志愿者,后来去了印尼的渔村,他们都过着一种没有保障的,没有要求的,自在的生活。

  印尼渔村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上班、完成指标,只需要依照自然的节律打渔,自给自足,人和人是伙伴而不是雇佣关系。他的朋友威尔说,「如果人生建立在交易竞争效率上,追求更多更好更快,并不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这几年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卢安克一直都践行另一种路径。」

  卢安克跟威尔分享过一个小事。渔村里的人不对生活进行任何计划,正吃着饭呢,看一眼天就决定出去打渔,路过时会问一句,「你来不来?」你不回答,渔民也不等你。如果你放下所有的恐惧和准备,站起来就跟他走,那你可能会收获一场从未遇到的冒险。这种无目的无期待无计划的生活很吸引他,他不喜欢被控制的、单一的人生,他就喜欢那种回答不了为什么、不为了结果的人生,他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平静。

  6月中旬,在我离开防城港的前一天,卢安克和学生的公司注册遇到问题,这意味着他的签证办不下来,他可能要离开中国。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露出沮丧与焦躁。他不想回德国。他在中国更自由,有朋友,偶尔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德国有很多标准,工资标准,建房标准,买保险的标准,他要找一份工作。

  他也慢慢变老了,去年卢安克受过一次伤,爬树掉下来骨折了,让煎蛋有些担心,「小时候我们爬那种树他根本不可能会摔,跟猴子一样,从那一刻我就觉得他确实真的老了,那时候也真正意识到他50多岁了。」

  过去的师生,现在的伙伴,他们每天坐在海边,等着风来,风来的时候,就可以出海了。海边经常下雨,雨大的时候天空迅速染成墨黑,海面也变得灰暗,近海处一片显出波光粼粼的亮色,阿辉问卢安克,那一片是风更小吗?是的,卢安克说,他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向他提问——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小时候,他们最常问的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现在不问了。

  雨大的时候,风会停。等雨停了,卢安克选了一件亮黄色的救生衣,他和阿辉坐在一旁,看着刚学船的文道练习。文道手上忙一会儿就卡住,抬头看老卢,老卢一点点教他,直到帆升起。他们三个人合力把帆船从沙滩上推入海中,用力一送,当船快飘出去时,他们跳上去,卢安克坐在船尾,握住舵,风推着船往海中央去。

  8月,我收到了他的好消息,他托学生转告我,手续办下来了,他可以在中国再待两年,但等到60岁他就没法再办理工作签证,到时候要去哪里呢?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