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大师沈巍

　　2019年3月，沈巍还是上海浦东一处街道边的流浪汉，冬天睡桥洞，夏天睡草坪。所有的生活用度，包括每日三餐，都是从垃圾桶中捡来。

　　但他有一个习惯，空闲时，会洗净双手，安静而全神贯注的读书。有路人停下和他攀谈，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言谈正常，而且语出惊人。

　　随后，路人把这段沈巍谈《左传》，和稻盛和夫的视频传到网上。痴迷捡垃圾，蓬头垢面，却饱读诗书，对国学造诣颇深。巨大的反差，沈巍迅速引来围观。无数人跑到上海他流浪的地方，和他合影，和他交谈。

　　他谈伍子胥一夜白头;他说比起浩如烟海的文化本身，我们都是井底之蛙，一定要不断地学习;他说，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培养孩子的道德意识;他称，过去没有手机，现在有了，我们却变得越来越浅薄。他谈传统文学，点评现实，话题从育儿到社会弊病，往往切中要点，金句频出。

　　短短一个星期，差不多大半个抖音平台，都是关于他各色各样的视频，而且点赞极高。他被网友誉为国学大师、流浪大师、金句大师。尽管他一再强调，“我不是大师，百分百不是”。但依旧阻挡不了，全国四面八方的人，赶往他的流浪地。

　　他的身世与经历，也开始被媒体和网友逐渐挖掘了出来。沈巍原是上海徐汇区审计局的职员。因为从小开始，就痴迷于捡垃圾和垃圾分类，20多年前，就从单位病休了。虽然家中还有老母亲和兄弟姐妹，但他一直在外流浪。现在，读书和捡垃圾，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在附近的地铁站，见过正在专心读书的沈巍。当时也曾把他的视频传到网上，但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没想到，几年后，他成为了整个网络热议的话题。

　　2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一场狂欢开始了。抖音上，一夜之间，出现了上千个用沈巍照片做头像的帐号。他们或自称“流浪大师”、“沈大师的经纪人”，或命名“流浪大师追踪”。

　　帐号真假难辨，却都涨粉迅速，有些账号，几天粉丝就超过百万。为了能蹭上这波流量，全国各地的网红和主播，蜂拥而至沈巍流浪地附近。他们把沈巍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一直到凌晨，把沈巍折腾到几乎虚脱。有带货主播摆出夸张的造型，一心只为卖货。

　　有人没完没了的请沈巍答疑解惑，以便引出他的“金句”，然后发到网上。

　　有人在胸口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我要嫁给你”，却又念念不忘写上自己的视频帐号名。

　　一对兄弟，在沈巍身边直播，一天不到，就收到上万打赏。众声喧哗中，沈巍疲惫不堪，有些手足无措，却尽量满足着每一个人的要求。围观者目的那么明显，他却保持着一直来的善良和温柔。

　　几天前，沈巍还是那个流浪汉，脏、乱，身上有难闻的气味，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几天后，沈巍就像一座突然被发现的富矿，每个人都想分一把羹。沈巍还是那个沈巍，但世界已经变了嘴脸。没人顾及吃相，没有人在乎沈巍的感受，他们只是不想错过这难得的一波涨粉和流量的红利。一个被网友称做“师娘”的女人，最后成了这场流量争夺战的赢家。

　　她总是默默坐在沈巍身旁，眼带深情的看着沈巍讲话，不时递上水和纸巾。抖音上，许多人问她，你和沈巍到底是什么关系?她从不澄清，却一口气开设了好几个抖音帐号。她还时不时发出暧昧的话语：心疼老师，几天间，涨粉上百万。

　　有网友说：你这么欣赏大师，就嫁给他吧?女子马上反怼：我喜欢师娘这个称呼，但若说不嫁给他就算骗子的话，你们电视剧看多了吧?

　　网友透露，这个“师娘”其实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带了一个团队，二十四小时跟拍。潮水退去，你才会知道谁在裸泳。无数人逐利而来，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后，又瞬间从沈巍身边散去，只留下沈巍独自留在原地。

　　陪沈巍留在原地的，还有一个叫小飞的男子，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第一次和沈巍长谈，就坦白自己有着前科，来找沈巍只是为了蹭流量。毫无保留的话语，顷刻赢得了沈巍的信任。小飞带着沈巍换了居住的地点，给他买了新衣服，带他去洗澡。

　　收拾一新的沈巍，瞬间换了模样，俊朗的外表，合体的衣服，沈巍和过去判若两人。只有眉宇间的书生气，依旧。小飞提出随后郑重的提出，要拜沈巍为师，但被沈巍拒绝了。最后，小飞认了沈巍做干爹。小飞此前做过电商，知道怎样利用短视频赚钱，他建议沈巍可以试试快手直播。

　　几场直播后，沈巍发现，自己竟然赚了几万块钱。以前，沈巍对直播什么的毫不知情。现在，他慢慢开始知道直播的一些常识。比如，一支穿云箭288元，自己最后能得到上百块;比如，怎样有话语来调动直播的气氛，带动网友的情绪。

　　几个月间，小飞对沈巍很孝顺，有时两人甚至睡一张床，沈巍开始体会到久违的亲情。但是，时间渐久，沈巍和小飞间有了裂痕。中秋节那天，吃饭完后，小飞突然告诉沈巍，自己打算回家乡新疆。

　　尽管小飞走了，但很快有人主动推荐自己，成了沈巍新的助理，直播还在继续。虽然赚的钱越来越多，但沈巍开始感觉越来越不快乐。他最先失去了自由，一切的活动，都要听从助理的安排，以商业为中心。他要参加各种不必要的应酬。他开始有了黑粉，一言一行，动辄陷入争议与指责。

　　比如，母亲节他说自己不会去看老母亲，被网友指责为不孝顺。说自己会一大早过去，又被网友斥责为借着节日炒作自己。不到一年，他的头发白了一半。他晚上渐渐睡不着了。

　　他发现，那个就算流浪也无忧无虑的自己，再也找不回了。2020年5月22日，他做了一个果断却“残忍”的决定：清空快手上自己所有的视频，宣布退出网络。

　　这时，他快手上的粉丝，已经超过了130万。

　　沈巍1967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远洋货轮上的大副，母亲是大学教师。他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人生的前二十年，他们一家六口挤在沈巍外婆的老房子里。

　　在那个时候，捡垃圾并不算什么稀奇事，相反的是，沈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没东西可捡。上海的街头走上一段路就能看见一家废品回收站，旧报纸、碎玻璃、布条和猪骨棒都可以卖钱;橘皮和鸡肫内皮可以卖到中药房去;更贵的东西，塑料和金属，则根本在街上看不到。

　　打小和外婆出门，沈巍就习惯了随手捡橘皮和碎玻璃，外婆仗着他是小孩子，有时候也叫他去捡水果摊地上散落的包装纸，回家拿木板压平作厕纸用。

　　拮据的岁月让他对废品有亲切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这一点。上小学的时候沈巍在班里捡橘皮被人看见，同学高声宣告他的不体面。那是他第一次因为捡垃圾被嘲笑，他感到羞耻，低头不敢作声，理解了捡拾别人丢弃的东西是不能明目张胆行事的。

　　那之后他看到垃圾会徘徊等待，到万无一失再出手;等待的耐心也与垃圾的种类有关，最极端的那次沈巍在淮海路街心看到了一本旧书，书是垃圾中的至宝，是可遇不可求的，价值决不因为受污就贬损，他于是站在路口盯着那本书，看人来人往，直到天色已晚，他眼睁睁看着扫街的老人将它捡走才离开。

　　四十余年后向我说起这件事，他的语气中仍有一点儿遗憾;现在他明白了，去继续利用那些可利用的东西没什么可耻的，因而后悔当年缺乏勇气，既不敢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

　　父亲看到了他每天放学回来鼓鼓囊囊的裤袋，把他拽过去，一样一样往外扯：橘皮，废纸，一个小玩具。挨个儿扔在地上。“垃圾兵。”他这样骂沈巍。沈巍没什么反思，对突如其来的怒火早就习惯了：

　　再小一点的时候和弟弟玩酒提，那种木制的打酒的长勺子，把一盆水舀到另一盆里去。洒了点，父亲看到，走过来，啪啪两巴掌扇翻两个孩子，咯嘣一下掰断酒提。沈巍对父亲的手有印象，三条纹路笔直平行;据说那是专门打人的手，他记得一巴掌过来脸会发战，就跟过电了一样。

　　倒不是针对他。外婆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每年秋天大家聚在一起吃石榴，这年赶上父亲心情不好，看树上有虫子，拿来斧子给砍了。再没有石榴吃。

　　要非说原因，可推猜的事情也不是没有，比如沈巍的父亲姓彭。他出洋时沈巍出生，外婆要沈巍随母姓，也算是延续香火的办法。父亲回来震怒，去公安局改回彭姓，过几年却又心软了。上学前，他把沈巍拉到家人面前，问他要姓沈还是姓彭。

　　沈巍想到父亲对他不好，“姓沈。”

　　自此外婆就愈发站在大孙子一边，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菜里有肉先给大孙子夹，父亲看了把碗拍在桌子上，指着肉问，我看那个怎么那么不舒服呢?打沈巍的时候外婆来批评，便要更用力、打得更久一些，以至于沈巍夜里同外婆偷偷讲：别再管他了，让他打我吧，你越劝他打得越厉害。

　　外婆没听，她的执拗也不遑多让。沈巍弟弟说她炒菜难吃，她作势要走，父亲一把将锅碗掼在地上，让她快滚。她听了拿起钉子锤子钉透门板，向屋里人吼：“以后谁也别从我家前门进来!”

　　谈起自己的父亲时，沈巍总希望将话题向刘小飞身上转。谈及他的暴力和反复无常，就描述自己希望如何塑造一个平等的父子关系;谈及他对性的压抑和扭曲的渴望，就描述自己如何听任刘小飞的自由恋爱。

　　他仍然感慨世道变迁，做父亲的威严不再，“本以为我这个父亲随便怎样都可以教训他”，平日里最怕的却是刘小飞生气。他依旧困惑，总是回忆起儿时的中秋节，家里七个人只买得起八块月饼，每人能吃到一块加上薄薄一片。那年父亲看到门前有孤老路过，竟切了半块送给人家。

　　中秋直播时讲到这个故事，沈巍眼圈红了说不出话来，几天前对我讲时，眼圈又红了一次，喉头哽住。父亲如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事情就轻松很多，但他是最早一批的大学生，高考分接近清北;是从苏州渔村一跃定居上海的成功者，远洋货轮上体面的大副;是画得一手好画的知识分子。

　　沈巍历来骄傲兄弟姐妹里只有他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分;是一个负起责任的养家之人，也有同情贫苦人的善良。无论如何都难以解释——他本有那么充足的条件成为一个好父亲。

　　母亲则在沈巍的生命中轻飘飘的。她做过的最大努力，大概就是在货轮临近靠岸时提醒他：做好思想准备，过几天你爸爸要回来了。他们一生中最接近的一刻也许是在电影院里，那天母亲破天荒地只带了沈巍一个人去看电影，趁着黑暗她告诉他，父亲在外面有不好的关系了。

　　沈巍说，自己早就知道。

　　到了高中，沈巍就不再捡垃圾了。一方面是由于垃圾桶的出现，获取垃圾变得格外困难和显眼，另一方面是他有了自己的零花钱，吃面不加浇头，不买食堂五分钱的饭糕，渐渐也能省出买书的富余。

　　他把闲暇时光都花在书店里，那时候知识分子中时兴的是“走向未来丛书”——小开本的白色薄本子，他见一本就买一本。在那里他看到《增长的极限》，讲人类的浪费将如何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他更坚定利用垃圾里的东西是正确的。

　　作为高中生的沈巍，即使以今天的视角看来，仍然算是博学多识、思维灵活的，但他早就从了父亲的意愿学了理。数学物理他看不懂，高考差了几分落榜，父亲给了他两个选项：

　　从家里滚出去，或者报名审计局。就这样，沈巍以全班高考分数第二名的成绩，进了上海大学审计培训班，一年之后他会根据成绩，被分配到某个单位从事审计工作。

　　四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周日的午后，我和沈巍在书店见面时，第一个闯入视野的是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用书。沈巍看到它们，扭过头去快步走开，“我最恨这些东西，考试的资料。”他摆摆手。那几本白色的册子被摆在一上电梯的位置，醒目的红招牌提醒着它们的存在。

　　那是一家新华书店，一楼和二楼的一半卖眼镜、学习机、儿童字帖、文具和计算器：“课后辅导不用愁，快用学霸小助手”。二楼剩下的地方卖书。他拿下一本蒙森的《罗马史》，从印次上看应该已经积在这里三年了。

　　“这本书我记得，历史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好想买过来看一看啊。”他摸着封面说。粉丝听了这话把直播放下，拿过书要拍名字，被沈巍一把抢下来：“不要翻了!你又看不懂!不要给我买!我不要!”

　　这种逛书店的毛病，看见考试资料就摆摆手逃走的毛病，大概是从他在审计培训班的时候就有的。他整天逃课，看画展、逛书店、去剧院，坐在课堂上也不愿意听。一年之后——以班上第二的高考成绩参加培训的他——考了倒数第一，只能在区一级的审计局做科员;按户口分配，他去了徐汇区审计局。

　　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沈巍终于获得了自由。父亲分了新房，叫沈巍跟他走，被拒绝了。一巴掌扇过来，父亲指着他鼻子说，你等着。但恐怖只有一瞬间，当老房子清空只剩下外婆和他的时候，沈巍感到空气轻快了许多。

　　而且工作单位也不是一无是处。一刀一刀的旧文件被扔进垃圾筐里，几乎不用分类，也没有污染，直接抱出来就都是好东西。沈巍用旧文件的背面打印待审阅的草稿(领导并没发表过反对意见)，看领导办公室丢出来的旧报纸，用其他的废纸写字画画，“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里”。

　　因为怕人看见，沈巍每天5点半，等到下班的人基本都走空，把楼里的大垃圾桶抱到厕所隔间。随着他认识到下班后的办公楼里有多空旷、多安全，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审计局五层办公楼，隔壁信访办五层楼，每层两端各有一个垃圾房，每个垃圾房里有两只大垃圾桶，他每天下班都会把这40只桶翻一遍。

　　审计局的人多少知道——沈巍好几次看见保洁的对他指指点点——但日日莫名消失的垃圾桶引起了隔壁信访办的注意，终于有一天，沈巍在抱着垃圾桶走向卫生间的时候和一个女人打了照面。

　　“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徐汇区审计局的。”“我们注意这个垃圾桶无缘无故消失已经很久了，都是你干的?”沈巍回忆那场对话，他当时承认了，这又不是做坏事，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过了几天，审计局的领导找上他来，说有人举报他有精神问题，捡垃圾，让他去做个诊断。

　　医生问他有没有幻听，是不是睡不着，有没有情绪不稳定，他说没有。医生问他，为什么捡垃圾?他说那不是垃圾，那都是有用的东西。父母被叫进去，出来告诉他，他病得很重了，需要立刻住院治疗。

　　生活迅速地崩塌。

　　外婆在家里指着他骂，叫他精神病，要他滚出去。堆在外婆床边的书被责令搬走，属于他的小阁楼几乎被填满了。只能尽量早出晚归避免见面，在外婆起床前离开，去书店、画展、剧院，没得看就在街上溜达，一直等到末班车回家。

　　他仍然有时提走街边商铺的垃圾袋，指望回家翻出点有用的;他祈祷自己到家的时候外婆已经睡了，要不她就会把他手里的袋子抢下来，从里面找到卫生巾或者其他女性用品，拿去给他母亲看：你儿子就在垃圾桶里找这些东西。

　　他不是在找这些东西，他向我解释。这种流言在不同时期被毫不相干的人分别发明过，人们习惯对垃圾桶、卫生间和排泄器官做一致的幻想。

　　父母兄弟把他劝到精神病院去做检查，到了才说要他住院。沈巍感到亲情彻底消失了，他想到隔壁家的孩子，有时会脾气古怪忽然向人挥拳，那人的母亲哭着拦在门口，说不要把他送去精神病院，那不是人待的地方。现在他被父母主动、平静地请到这里。

　　他指着父亲说：“我恨你。”

　　他告诉父亲自己一生的痛苦和磨难全都是他造成的。可是父母仍然平静地望着他，父亲甚至比平常显得温柔一些，告诉他，他们要去取个化验单，问他要不要一起来。沈巍以为这是某种妥协，父亲甚至征求了他的意见。

　　他们走上二楼，大铁门在身后哗啦啦关上。沈巍回头，刚明白过来，就被护工一拥而上按倒在地。他们开始给他换病号服，他努力抬起头看父母的背影。他看到两个人没有什么举动，也没有看他的样子，就像来的时候那样安静地走下楼去。

　　医院里的生活很无聊，大病房里整齐码放了几十张床。无事可做，沈巍看到小黑板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后面标着“精神分裂症”。他也不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被送到这里，他看到精神最不正常的人整天说自己父亲是国民党特务，但他父亲其实是50年代出生的。

　　没有书可看，沈巍偶尔看看病友剩下的旧报纸，那是他们家人送来的。沈巍的家人给他送了些冰糕。在规定的时间可以看电视，24年后我来采访他，他告诉我，陈丕显是1995年去世的，在他入院那年。那是从精神病院的电视机上记住的。

　　他仍然试图收集能用的东西，把出院的病友的布鞋收在枕头底下，把病友扔下的报纸收起来看。这些都被护士盯住，记录下来。三个月到了，医生指出他还在捡东西，疗程要延长。

　　天花板开始摇晃，有座大山抵在沈巍的胸口，石头马上就要崩裂开来;他不敢洗澡，水流一冲上他的头，他就预感大河要将他淹没。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被无限期地剥夺自由。他开始停止收集旧物，别人问他就装出厌恶垃圾的样子，可是已经太晚了，没有人跟他再提什么时候出院的事。他决定找机会逃出去。

　　又过了几周，沈巍的大外甥要办满月酒。他答应了所有人去一趟就老老实实回医院治病，然后连夜逃了出去。家人们很生气，但这回他们也懒得管了。辗转几个月之后，沈巍彻底变成了流浪汉。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翻垃圾桶了。

　　在我采访他的最后一天，正赶上杭州两名记者把采访稿交给他校对。他看到题目的时候发了火，指着手机向我斥责。两名记者写的是“为什么一个爱读书的人会被父母逼到流浪”，他不能认可。

　　流浪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在这件事上他有所怨忿，那既不是指童年时和父母的不愉快，也不是指被举报、被审计局病退，而是指所有人都那么急切地想把他送进精神病院里去。

　　在他看来，那甚至还不如关进监狱，监狱起码有明确的刑期。如果他没有被送进医院，如果他家人还愿意他在那座老房子堆满书的阁楼里继续住下去——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他的家庭。

　　同样的道理，即使现在刘小飞已经离他而去，已经要和他断绝关系，他也无论如何都不会否定刘小飞的地位，否定他亲口认过的这个干儿子。沈巍至今认为，亲情，或者说亲戚关系，就是永远不能割断的、永恒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