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与中国画的现代转型

　　▲ 潘天寿《花鸟册页》1933年，28.5cm×260cm

　　中国传统绘画是文史、诗词、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在画面上的综合表现，与华夏族群民族性格息息相关。对于中国画特有的精神内核，潘天寿始终坚持站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立场，强调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中的独立性：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艺术，有一民族之特点，因文艺是由各民族之性情智慧，结合时地之生活而创成者，非来自偶然也。

　　由一方文化土壤孕育的艺术作品，自然与民族未来紧密相连：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

　　对于中国艺术的基本面貌，潘天寿主张作品独特与恒久的艺术风格：一、要不同于西方绘画，而有民族风格;二、要不同于前人面目，而有新的创获;三、要经得起社会批评和历史的考验，而非一时哗众取宠。

　　▲潘天寿《梅月图》1966年，182cm×152cm

　　教学方面，潘天寿始终秉持着一贯的艺术理念。20世纪50年代在浙江美术学院任职期间，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画系，强调诗、书、画、印在中国画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其作为学习中国艺术的基础，编入中国画教学大纲，以弥补教育环境变化导致的传统素养缺失。

　　正是潘天寿所倡导的借古开今的艺术路径，为中国传统绘画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发扬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让当代中国画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新艺术。

　　叁：与古为新 持守传统与铸造未来

　　对于中国画的发展，潘天寿认为东西两大系统的绘画，各有其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对峙于欧亚两大陆之间，使全世界仰之弥高。在东西方绘画之间，二者可以互取所长，以增加绘画体系的广度和高度。因此在对待中国传统绘画的态度上，潘天寿始终保持积极的肯定态度。

　　“任何学术不能离历史、环境二者之关联;故习西画者，须赴西洋，习中画者，须在中华之文化中心地，以便于参考、摹拟、研求、切磋、授受故也。”对于绘画实践教学，潘天寿不仅要求学生要从笔墨构图的审美境界中领会中国画的特殊性，还要求学生们从体悟中国画的独特性中，把握更为高广的民族文化精神。

　　▲ 潘天寿：黄山莲花峰、附峰写生 20世纪50年代，26.5cm×19.5cm

　　▲(左)童中焘 临范宽《溪山行旅图》1963年， 136.3cm×68.3cm;(右)姚耕云临巨然《秋山问道图》1963年，145cm×70cm

　　在完善中国画分科教学体系方面，早在1936年潘天寿就提出中西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主张。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1939年中国画恢复了建院之初的独立地位。1946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复员杭州后实行山水、花鸟分教室教学。1957年，彩墨画系取消，恢复中国画系，邓白任系主任，并制定了《中国画系分科计划草案》。1959年，潘天寿明确提出中西画要拉开距离，1961年，他在“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提出中国画分科教学改革建议，得到文化部采纳，并决定首先在浙江美术学院试点，同年提出《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这套分科教学方案经过全国艺术教学会议的推广，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国画系分科教学模式。

　　其次，教学体系中对画家的基本素养提出了全面的要求，侧重于传统文化素养和诗、书、画、印四全，并设立书法篆刻科。

　　▲ 20世纪30年代，潘天寿《艺术与艺术范围内之国画题款之研究》手稿

　　第三，中国画教学注重传统技法训练，在教学改革中取消明暗素描，代之以白描、速写、结构等基础练习，以适应中国画创作的基本特点。

　　在中国画系，以潘天寿先生为代表的传统出新的思想发挥着根本性的塑造意义。”贯通古今，是一场中国画传统的现代性转型，从而也进一步证明了默默前行中的中国文人画传统在当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