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

推荐人：来源: 时间: 2022-12-21 12:09 阅读: 次大中小

他的历史片段一

1、1950年，江同志正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以下简称“益民一厂”）的副厂长。大约在夏天的时候，厂里接到了政府的特殊任务：为军队生产罐头食品。说起罐头，我也是现在知道，其实不算不健康的食物。它不使用防腐剂，而是通过温度杀死食物中的微生物，再使用密封性好的容器，来确保长时间贮存而不腐。现代的罐藏技术早在十八世纪初，就在欧洲诞生了。

解放初期，中国的罐头工业还相当薄弱，只有上海、东北和广东等地的少数食品厂能够生产，比如梅林罐头厂、益民一厂等等。跟梅林厂不一样，益民一厂的主业不是做罐头，而是蛋粉和冷饮。绝大多数的产能包括工人，都是为主业而配备的。所以，转产罐头对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江同志来说是一个挑战。

不过，他非常有热情去迎接这个挑战。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中国尚未出兵。军需罐头的任务派下来时，江同志一度以为这是为解放台湾准备的。等到了10月份的时候，志愿军雄赳赳地跨过鸭绿江，全国迅速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江同志和他的同事们恍然大悟：原来罐头会被运往东北前线。这是意义非凡的罐头啊！

2、意义是抽象的，困难是具体的。军需罐头的要求不简单，由于兵种的不同，对品种也有不同的需求。例如，地面部队用的罐头要分猪肉和牛肉的；而空军飞行员吃的罐头叫Ration，标准则更高，除了肉类之外，还要有脱水饼干、脱水蔬菜和巧克力。看到这里，我嘴都馋了。

一边是产品要求高，一边是新招的工人对罐头生产不熟悉，只能边培训边上岗。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保证生产效率呢？江同志引入激励机制，在各个车间开展劳动竞赛，“一环扣一环，环环不放松”。同时，他决定发表一个讲话，把工人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据《日出江花》第一卷记载，他当时是这样输出的：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多做一听罐头多打死一个美国狼!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糙，并不像一个知识分子的口吻。可一个人的讲话水平高就高在，面对不同的人，能讲他们听得懂的话。

当时的益民一厂有300多位工人，大多来自苏北农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据老工人的描述，江同志虽然是大学生，可平日里爱与工人打成一片，不仅能叫出众多人的名字，还和不少工人交上了朋友。跟他们，就得说接地气的话。作为一位领导者，关键时刻的号召力是必须具备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强弱，重点并不在于口才有多好，而在于对被领导对象的了解有多深。
一位名叫袁亚中的老工人回忆说：我们工人对江同志心服口服，益民食品一厂有他和没他是不一样的啊！江同志在工人中有威信，还源于他是真正爱护他们的。

举个例子：正当益民一厂的罐头生产如火如荼展开时，一个严重的事故发生了。在已经运到前线的一只罐头中，志愿军战士竟然吃出了手套。经调查，是工人在装罐时，不慎将工作手套也装了进去。在当时，这不仅仅是生产事故，弄不好也能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工人们感到非常紧张。

作为主管副厂长，江同志面临的压力也可想而知。但他没有缩头，没有把谁丢出去当“背锅侠”，而是亲自出面去解释。最终，事情得到圆满解决，罐头生产得以保全，工人也得到了保护。图为美军的罐头。当时，因条件所限，罐头食品只能少量供应部队。前线将士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能缴获美军罐头打打牙祭。

3、“手套事件”虽属意外，但对益民一厂敲响了警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这个时期，有两件事能够说明，他们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食品安全。这第一件事，是为了确保益民一厂罐头的安全性，江同志决定做一个动物试验。在他的安排下，实验人员找来几只大白鼠，把罐头食品喂给它们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白鼠死了！这个消息震动了上级。

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时任华东工业部的领导，他怀疑有坏分子混进工人队伍中投毒，便建议把一线工人全部换成共产党员。这个建议被江同志断然拒绝。老实巴交的工人又有什么错呢？江同志多年与他们的摸爬滚打，认为他们是值得信任的。

至于大白鼠之死，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他和技术人员们遍查资料，寻找症结。原来，部分罐头食品里脂肪含量高，而大白鼠不能吃脂肪太多。之后，试验对象被换成了狗，证实了罐头是安全的。而另外一件事，发生在厂里生产的巧克力上。巧克力是给空军飞行员吃的，更是出不得任何差错。然而，前线传来反馈说，巧克力上出现了“白花”。江同志们把生产环节查了又查，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那么，问题只有可能出现在远距离运输过程中。

于是，江同志和总工程师跟着食品运输一路向北，从上海跟到了鸭绿江边，最后再折回北京把巧克力送到北京，找专家鉴定。这下才搞清楚，“白花“是巧克力中的脂肪溢出的正常现象，不会有什么危害的。你说，这样的人负责的罐头，能不放心吗？

4、为罐头事业贡献的时光，江同志一直念念不忘。许多年以后，当他遇到曾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的原空军司令员王海，便问他，当年是不是吃的益民一厂生产的罐头。一个人在年轻时取得的成就，在年老时会成为荣耀的记忆。在诸如江厂长这样的食品从业者的努力下，上海罐头名声越来越响，大量的军需订单，也刺激了罐头产业的蓬勃发展。
战争结束后，益民一厂、梅林罐头厂等的罐头大量出口到西方国家，受到欢迎。《上海商检志》记载：至1958年，上海出口罐头数量剧增，原有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上海梅林罐头厂、上海鱼品加工厂等厂生产的外销量，已远远不能满足出口需要。1987年，为梅林厂题词。当时作为市长，他还曾召开专门会议，解决上海部分出口罐头的质量问题。

遗憾的是，当我今天再想找到益民一厂的罐头时，并没有收获。他们是否还在生产罐头也不得而知。根据查到的资料，益民一厂后来历经数次的重组，今天还在。它已经从上海繁华的虹口商业区，搬到了浦江东岸的奉贤区。在香烟桥路原址，如今伫立着益民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里面展示着当年老厂长带领大家，创造民族产品、打造民族品牌的励志故事。这个展示馆开放的时间有限，我数次去上海想去逛逛都扑了个空。

1989年，江同志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对上海的事，特别是益民食品一厂的事，虽然无暇多问，但是许多事情还常挂在心间。特别是他当年在益民食品一厂的老同事、老朋友，有的去了北京，有的仍在上海，虽然都退休在家，但相互之间还是信息频传。特别是江同志，他常常会主动地和老朋友通通电话，在电话中叙旧、聊天、谈家常。什么“益民食品一厂倒闭了！”、“益民食品一厂没有了！”、“益民食品一厂合资了！”、“光明牌冷饮消失了！”诸如此类的信息不断地传递到他的耳边。

听到这一消息，他惴惴不安，马上找到张学元，说：“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没有了，是怎么一回事？你赶快去调查一下……”

张学元火速地赶来上海后才知道，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真的与香港屈臣氏有限公司合资了。

1993年8月1日，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更姓易名，挂牌为屈臣氏益民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2900万美金，屈臣氏股份占51％，是当然的老大，益民的股份占49％，只好退居第二了。

合资后的屈臣氏益民食品有限公司，使出的第一招就是要创立自己的品牌——蔓登琳。为了推出蔓登琳这个品牌，投资六千万人民币进行广告宣传。屈臣氏所以看中益民食品一厂，就是看中光明品牌的影响和价值。他们既利用光明品牌的无形资产，拿来创造自己的品牌，然后又把光明品牌冻结，打入冷宫。从此，上海街头的冰淇淋，只见蔓登琳，不见光明牌的踪迹了。

江同志得知这一消息，说：“我们当时做得那样好的一个企业，为什么会败成这样？”

江同志为光明牌的消失耿耿于怀。1995年的夏天，江同志来上海，上海市委领导用蔓登琳冷饮招待，他一看到这个品牌就不愉快，随手把蔓登琳冷饮推到一边，说：“什么蔓登琳，我不吃，我只吃光明牌，光明牌到哪里去了？”

中央把他调往北京时，听说临行前，他独自一人来到香烟桥，伫立桥头，把益民食品一厂看了又看，才默默地离开。

他对光明牌纵然有着千丝万缕的思念，但他有许多大事要去管，根本无暇顾及光明牌的事。正如他以后对周海鸣说的：“我总感到我身后发生了什么事，听到什么合资不合资，搬家不搬家的，但我没有时间去管。”

虽然没有时间管，但他还是叫唐文华带信给周海鸣，要她对光明牌的事作个调查写个情况给他。

此时的周海鸣是梅林正广和集团的领导人之一，益民一厂是集团的下属企业。在1947年时，梅林食品厂是粮服实验厂的第三分场。1950年粮服实验厂变成新华食品厂又变为益民食品一厂时，梅林厂仍然属益民系统。

周海鸣调查下来，光明牌消失的原因有许多说法，其中一种重要的说法，就是因为品牌老化了。

对此，周海鸣不服气，她说：不存在老化问题，可口可乐有一百年的厂史，够老化的了吧。可是把可口可乐的名字改了，市场不认账，改过去又改回来，你们说这是老还是新呢？品牌是老是新，在于你宣传不宣传，你十年不宣传，谁认你啊。快速消费品不做广告，谁知道呢？年轻人就更不了解了。

1996年，梅林厂和正广和合并，变成梅林正广和集团，而且拥有了一家上市公司，吕永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海鸣是副总经理。吕永杰提出，不做光明牌是不应该的，我们想办法做光明牌。由梅林正广和股份公司、集团公司和益民食品一厂三家共同投资，救活光明牌。他们和香港屈臣氏谈判，把光明牌要回来，这个品牌，你们不用，我们自己用。屈臣氏表示理解，把封冻多年的光明牌还给他们。

1997年，把光明牌要回来之后，由上海梅林正广和集团、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益民食品一厂共同出资6800万元人民币，组建光明食品有限公司，恢复光明牌冷饮生产，重振光明牌雄风。12月29日，光明食品有限公司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副市长蒋以任到场剪彩揭牌，光明牌重新回到市场，市民对它有着久别重逢之乐。

梅林正广和集团把光明牌要回之后，当年就出产品，光明牌冷饮又出现在上海街头与蔓登琳冷饮争奇斗艳。1998年，光明冷饮在北京王府井街头一露面，北京人像疯了的一样排队争购，连外国人也加入进来，成了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风景线。这时的产品仍然是江同志当年做的用纸包的冰砖最受欢迎。人们争购它，并不是因为怀旧情感所致，这东西确实是好吃。

参考资料：
《日出江花》，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商检志》，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梅林罐头驰名中外》，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中国罐头工业的逆袭之路》，中国食品报

他的历史片段二、

我前两天刷到人民日报微博发的一篇文章，叫《度过人生低谷期的7个小建议》。虽然煲的是一碗鸡汤，但这两年许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曾经或正在经历各种各样的低谷，因此看到后还是有些想法。
陷入低谷的感觉是很难受的，有一个办法是可以读读领袖人物的经历，看他们是怎么面对的。譬如，毛泽东在苏区的时期曾被边缘化，邓小平“三落三起”的经历更是耳熟能详。那么，江同志有没有经历过低谷？他又是怎么面对的呢？

1、1966年5月，江同志从上海电科所副所长的职位上，调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当所长，这个研究所是为核工程做配套设计的。

从副所长变成正所长算是升职了，但也不得不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两地分居，让他与温馨的家庭分离，一份工资还要分成几处花，那时他的月工资是158块，我查了一下资料，158元按照当时干部24级工资标准，在11级-13级之间，相当于中校到大校的水平，并不算低。但因为家庭负担重，所以也并不宽裕。

据热工所的段同志回忆，他亲眼见到江同志领到工资后，在邮局汇款的情景：扬州的父母40元，上大学的两个妹妹共30元，自己只留20多元傍身，余下的寄给上海家里。热工所是新筹建的机构，所以一开始没有自己的物业，只能借住在武汉锅炉厂的一幢四层小楼里。江同志身为所长也和大家一样住单身宿舍。

2、尽管条件跟上海比差很多，但毕竟担任部属大所的所长，40岁也恰是年富力强，当打之年。正当他准备为国家的核工业作贡献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武汉是九省通衢，华中重镇，也是运动搞得比较厉害的地方，几乎是个领导就要被斗。作为一把手的江同志，自然难以幸免。他的罪名是所谓的“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原因无非是他去过苏联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同事面前赞美过“巴黎是个很美的城市”。甚至他的发型也被指责是“三十年代的样式”，不“革命 ”。真是令人十分生气。很快，“工宣队”和“军宣队”剥夺了他的权利，多次把他关进“小黑屋”反省。在《江同志有没有见过周总理？》这篇文章中也记述了，他因此与面见总理的机会失之交臂。从这个时候起，江同志进入长达4年的“低谷期”。

3、这种低谷不光是事业上的停滞，而且还有人格上的侮辱。
拥有正牌大学文凭和多年技术管理经验的江同志，靠边站之后被安排干什么呢？答案是，清洁工。这种落差无疑是相当大的。

同事们回忆，那段时间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穿着胶鞋，手拿橡皮水管和扫帚”在打扫厕所和实验室。人在低谷时，最容易产生的是绝望感，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想未来，专注眼前的事情。

老同事的记忆中，江同志打扫实验室时非常认真，满头是汗。跟他说“差不多就行了”。可江同志却说，实验室加热段上的铜锈如果不刷彻底，会有安全隐患。无独有偶，这时远在上海的江同志妻子王同志，也被弄到食堂扫地擦桌子。可同事们发现，她也从不抱怨，还是那么“娴静”。

4、人生的暴击是突如其来的，会让人措手不及从而迷失方向。有人会选择沉迷在娱乐中消磨时间，但学习才是治愈的良药。

在1960年代的运动中，许多生产和科研的任务被中断。人才济济的热工所，也变得无所事事。尽管已经是靠边站的所领导，你都想不到江同志干起了什么事。他竟然在那样的环境中，亲自组织编教材，办起了英语和日语的学习班。他对大家说：虽然现在的形势下咱们没有太多的设计任务，但可以利用时间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和外语，提高自己，总不会一直是这样乱哄哄的无政府状态吧。这段话细品一下水平很高，既描述了未来的希望，又指出了现实的出路。大家参加外语班的积极性都很高。在那段时光里，江同志不光为大家办起了学习班，自己还学会了游泳。

在武汉炎热的夏天，他常常和年轻的职工一道来到东湖边。波光粼粼的湖水，见证了他很快学会的蛙泳、仰泳等几种泳姿。我记得前些年有一位著名官员，在遭遇仕途波折后，白天就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就去运动，过上“读书+出汗”的生活，慢慢走了出来。

5、一个人要垮下去很容易，只需要躺平就好；一个人要支棱起来不容易，需要有强大的信念。

在江同志的低谷期里，有一段他和年轻人的对话。1967年的一天，一位姓滑的年轻同志，要拉江同志上街去看武斗的热闹。没想到江同志却对他说：小滑，你还年轻，要抓紧时间好好学点知识才是。我二十多岁就出过国，看到人家高度文明发达，我们真有种紧迫感。这应当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当时，许多员工都跑回了老家。江同志却说：“我会与热工所大楼共存亡。”在一个人的低谷期，他也不应停止工作。工作帮我们维护着生活和精神的秩序。

在四年时间里，江同志确实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而且还想着自己来这里是搞核工程的。江同志原本学电机，他并不懂核能。但在武汉，他自己读完了长达三百多页的核工程教程。根据一位丁同志的回忆，他跟江同志去北京出差时，他还利用时间间隙，去请教原子能方面的专家，去房山参观了中国第一座核实验堆。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江同志直到离开武汉时，也没能为核工程发挥他原本该有的作用。老同志介绍说，退休之后的江同志依然在阅读核能方面的书籍，不知道是不是在完成当年未尽的遗憾。

以上引用的资料，大多来自《江同志在武汉热工所》这本书。前些年，陆续出版了多本反映江同志人生历程的书籍。《热工所》这本是其中最薄的，也说明了那段时间被打乱的节奏。

但是，无论厚薄，都是人生。如果你或者身边人正在经历低谷，可以看看这本书或者这篇文章。然后学习一个，希望低谷早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