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家探亲与返城的“泄洪道”病退

知青返城势不可挡的 “泄洪道”——病退

　　作者：丘保华

　　与动员知青下乡一样，允许知青返城的“关卡”也是种种政策，(少数“走后门”的除外，)这些政策包括升学、提干、困退、顶替和病退等。但“病退”有些特殊。由于知青病退涉及人数众多，下乡运动不同时期的政策尺度不同，又涉及到社会的多个方面，进而显示出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

　　理论上讲，“病退”是国家对少数因身体状况不适合上山下乡的知青的一种照顾，按“政策”返城应该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但在现实中不是这样。据知青学者刘小萌介绍，70年代初，政策允许患严重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中学毕业生申请免下或缓下农村，但条件十分苛刻，要经过“群众评议”，有关部门审批，有病的要开具医院的病残证明。这就导致了国家事实上把不少因身体条件并不适合下乡的知青也送到了农村。笔者下乡的连队就有一位身体有明显残疾(驼背)和一位有严重遗尿症的知青，根本未按照有关政策病退。原上海赴黑龙江瑷珲县727林场知青郑良也谈到：上海一69届初中女知青唐美珍，70年5月下乡后就经常病倒，被当地人叫做“棺材瓤子”。但就这样的人，病退材料竟然被街道退回去，说她是装病。正巧有个上海什么慰问团到他们连队，看她倒在床上发病，一问缘由觉得不可思议，立即作证写了材料送到当地知青办。不料病退材料送到街道又遭退回，说这是走后门。另一方面，知青本人也有不顾身体条件坚持下乡，不愿意按政策正常病退的。笔者所在龙镇农场就有位上海李姓女知青，69年3月份到龙镇农场，很快就发现有胃出血，8月份被确诊为十二指肠伴幽门梗阻，被劝说回城。但她坚决拒绝，留在了农场。更极端的例子是青岛赴诸城县桃林公社山洼村插队知青廖晓东嫁给“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丁法后，因常年过分劳累，得了肝硬化。但她把诊断书藏起来又回到了山洼村，结果因病逝世，时年27岁。

　　知青学者刘小萌还谈到，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曾就下乡青年重病就医、病退问题进行过研究。会议拟定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得试行规定(草案)提出：“因严重病残失去劳动能力得下乡青年，经所在县批准，与原动员城市协商，应允许转回城市”。但事实上该草案并未正式推出，有关情况听凭各地自行处理。这个文件尽管是“草案”，尽管是“试行”，但有胜于无，至少在“内部”认可了知青“病退”的合理性。重庆赴丰都插队知青封期平就谈到了她当时的情况。1973年夏天，大学要招生前进行文化考试，作者在进城参加考试时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差点死在丰都。于是作者“回家后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却将病历积攒得也差不多”，“可以拿回农村去办理病残手续了”。作者的病残手续很快得到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认可，县知青办也收了她的证明。只是，由于落户地和原籍不符，到1976年8月她才办好病残回到重庆北碚。封期平的案例既说明病退是一条可行之路，也说明这条路极不平坦。

　　概而言之，下乡初期北京等地部分干部子女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路子开始离开农村。自1971年913林彪事件发生前后，“墙”更是四处漏风，人心开始涣散，不少知青就像大海里的无帆之舟，无法掌握自己的方向，只能随着时代的大浪浮浮沉沉，“病退”也成了知青返城的一条灰色途径。政策的不明确，社会各界(包括当地职工、领导、医院医生以及父母)对知青境遇的同情，再加上下乡中后期社会风气开始败坏，也从外部促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局面。

　　当然，真正落到每个知青身上，情况还是各个不同的。一些知青想方设法从自身找点毛病，然后无限拔高，期望获得病退的批准。天津知青祥说百态(网名)就谈到，有知青干农活的时候骨折过，为了回上海，拿着骨折的片子去找大夫，说自己没法走路，医生知道他已经痊愈了，本来不想管，但这个知青回乡的意愿很强，待在医院不走，躺在走廊上，非说自己有严重的骨折后遗症，根本无法运动，最后医生没办法，同意了他办病退。可以说，该知青是“利用”了政策和医生的原则性不强达到了目的。还有个知青人高马大，身体健康。他思来想去，自己“不争气”的身体只有小时候尿床这一个问题。懂些医术的人点拨了一句：“尿床的专业名词叫遗尿症，也是一种病，检查不出来的。”就这一句话，激起了这个知青的希望。他到医院去，向医生讲述了自己的问题，人家本身不想搭理他，但是架不住这个知青嘴甜，又拿了一些礼物，最后医生给他写了个病历，顺利回到上海。

　　在这种“走为上计”的潮流中，还出现了“搞病退专业户”，而这样的专业户竟不是为了钱。原北京赴内蒙古知青徐小棣就谈到：他所在的团有一位“大侠”，自己早就办好了“病退”回北京的合法手续，却乐意留守在8连马号那狗窝似的宿舍里，迟迟不回北京，专门帮助搞不到诊断书的倒霉蛋儿。徐小棣当时不开窍儿，明知同学们五花八门的病都是假的，站在大夫面前仍然“主诉”不出要命的病情。已经“病退”回北京的一个好友写信把这徐托付给了大侠。大侠没有二话，次日就带徐去乌拉特前旗师部医院看病。他对徐说：“记着，你不理亏，这也不是求人。”大侠轻车熟路地叫门，称开门的中年妇女“云大夫”。云大夫开门后，脸色很难看，不像和大侠有什么交情。大侠自己点了支烟，脸色阴沉地开门见山：“云大夫，她是我妹妹，得了高血压，肾性的，您给看看。”云大夫拉开小抽屉拿出盖好章的诊断书。她厌恶地看了大侠一眼，提笔就开了“肾性高血压”的诊断书。拿到诊断书，大侠马上告退。徐拙笨地把15斤面粉放在云大夫的桌子上，云大夫又给了徐一张空白化验单并告知，诊断书必须与一个当天的化验结果匹配才有意义。于是，徐在1977年底以患“肾性高血压”和“高度近视1300度”的名义“病退”回到北京。

　　当然，更多的知青并不具备这种可资利用的条件，于是他们中间有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惜走上“自残”道路的。祥说百态(网名)谈到，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胃里吞铅块、往血管里注柴油。有的有意吃过敏药，吃过量药物，制造高血压、过敏症和心脏病的假象。有的青年吃麻黄素吃得吐血，昏迷事件层出不穷。还有人假病真做，造成终身悲剧。有一个甚至把火柴头刮下来吃。当时的火柴含有红磷，吃下后会造成严重的胃损伤，于是人被拉去医院抢救，当地怕出事故，不敢再留，只能同意返乡。祥说百态(网名)还谈到一个更让人心惊胆颤的案例。一位知青假冒胃溃疡，用尼龙线拴着粗糙的铅片，吞入胃里，将线头系在牙缝里，然后上医院透视。医生通过X光机看到，这位挺胸站在机器前面的青年，胃竟烂掉了4/5!不禁大惊失色。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叫来另几位医生会诊。显示在X光屏上的仍是清晰可辨的铅影。医生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悄悄地询问青年：“你告诉我，你究竟吃了什么?说实话，我给你开诊断。”青年惨然一笑，解开牙缝里的线头，拽出一串血淋淋的铅块。医生难过得流下眼泪，说：“假如线一断，你就没命了!”

　　在现实层面，自残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下面这个例子似乎是成功的自残，却带来了凄惨的结果：一高中67届男知青，父亲虽逝，却给他留下了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出身。他家住武昌，其女友招工后也抛弃了他。痛定思痛后，他决定以女友的背叛为新生的契机，装疯卖傻。每天，他围着住处附近的塘边转，嘴里喊叫着悲伤的歌：“失去了伴侣的人，情意两相离……”引得人们团转拢来看稀奇。“疯子”忍受着小孩砖头瓦块的袭击，大人们的哄笑，持之以恒地表演着，歌声悲凉。“疯子”的妈妈却终日以泪洗面。某日，“疯子”昏倒在小学门外，身上仅有的毛角子钱被人搜走了，脚上半新的鞋也被人下跑了。家人叫了辆白色的救护车赶来，在“疯子”的妈痛彻心肺的哭声中，“疯子”被送往精神病院，获得一张“精神分裂症”的病情诊断书。“疯子”的户口由农村转回武汉了，而“疯子”却始终住在河南，不知哪年哪月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面目回到故乡武汉。另据报道，有个男知青决定铤而走险，要把自己搞成骨折。他邀来了知心好友，然后趴在床板上，要求好友举起石磨子的上半部，对着自己的椎骨砸下去，砸的部位定在尾椎上。但同伴临阵手软，迟迟不敢下手，趴在床上的知青失常地吼叫：“你妈的，快点给老子来一下!快!别他妈的不够意思!”好友终于不忍心，错过了机会，事情却在不经意的小道上传开去。要砸断尾椎骨的知青被公社大会上点名批判。病残没当上，反把名声搞臭。

　　凡经历过“病退”的知青都知道，光有病例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这个由病退开启的返城大潮中，绝不仅仅是利用这个途径返城的知青扮演了“坏孩子”的角色。没有整个社会的呼应，知青就是再折腾也是徒劳。病退风愈演愈烈，除了国家放宽政策这个重要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许多地方知青办、医院的工作人员同情下乡青年的遭遇，置有关病退的条文于不顾，为他们返城提供各种便利。一些农村社队和国营农场本来就不欢迎知识青年，遇到青年申请办理病、困退手续，正中下怀，乐得顺水推舟。有些农场干部认为，下乡青年劳动不及农民，每年还要开支探亲路费，经济上不合算，精减一些下乡青年，吸收一些本地农民，是扭亏增盈的有效措施。此外，一些地方不正之风盛行，贿赂公行，所谓“送大礼办大事，送小礼办小事，不送礼不办事”，也给“无病呻吟”的知青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背景下，病、困返城的知青人数猛增，大大超过实际符合条件的人数，是很自然的。

　　天津赴内蒙兵团知青齐玲就谈到，二师十五团开始办理病退回城的手续以后，她和当地人丈夫华林知道，他们当时的已婚状况不符合条件。他们在北京、天津附近和唐山地区跑过好几个地方，想落脚在离家近些的地方，但花钱不少，却始终无果。1978年底，山上的十几个知青都已经走光，齐玲的父亲跑了知青办，问了街道办事处，得知齐玲与当地的人结婚，不符合知青病退条件。齐玲开始失眠，无缘无故地流泪。一天，华林突然拿出为她开好的病退证明，郑重地说：“我已经找过派出所的刘玉娃，干脆咱俩离婚吧，孩子都判给你，这样你们娘仨就可以回城了。”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一下子把齐玲打蒙了，女儿吓坏了，四岁的儿子也觉察到什么，一家人挤在一起痛哭起来。华林苦口婆心地劝说外加时不时的“冷暴力”，终于动摇了齐玲。他们下山去团部办手续时，当时的派出所所长也劝他们，能不能再托人找找其它的途径，别用离婚的办法?华林非常坚决地说：“想回城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为了孩子我们不会再改变主意了!” 齐玲在一旁，早已泣不成声。他们先后签字，并按了手印， 第二天，齐玲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天津跑街道办病退了。谁知虽然她有离婚手续，但带两个孩子办病退回城，又是既没有先例也没有政策，街道不愿意为一个不相干的普通知青冒风险。还在工作的母亲只好每天陪着齐玲拎着大包小包，一家家登门送礼求助。终于，街道网开一面，将齐玲的材料接收下来让她回内蒙古等通知。1979年4月，齐玲终于用骨肉分离的代价结束了整整十年的兵团生活，病退回城。

　　就是这样的“病退”，比起下面的案例，还是幸运的。山西赴农场知青高志远谈到，由于出身之累，知青顺子招不回去，拖到1972年，他决心办病转。他相信自己的篆刻技术，武汉某大医院和县医院的章子都是他刻的。只是，病转证明材料最后审查时，被武昌区办公室的人看出了“马脚”。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区办将此事交由“公检法”调查处理。由于“反动出身”兼私刻公章，顺子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监外执行。公社召开了顺子的现场批判会，会场气氛十分凄凉，其他知青也低着头心里不好受!

　　由上海赴云南知青施大光提供的病退证明

　　形势比人强，不论好坏，1978年春，国务院还是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不少大城市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放松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这样一来，尽管有关部门病退的政策从未向广大知青传达过，很多知青无论是真有病缠身，还是身强力壮的，都把病退当作最便捷、最省力的返城之路。有材料记载，有的诊断书甚至乱填病名，如有一名男青年诊断患"宫血病"(妇女病)，有的诊断患"风湿性肝炎”，有的病退申请材料里干脆就没有诊断书!还有不少农场领导干脆就把连队的图章随时拿来给办病退的知青盖，根本不问什么理由。

　　只是，通过这种途径回城，成了不少知青心中永远之痛!以上案例中提到的“大侠”说的“你不理亏”知青似乎愿意接受，社会也勉强认可，但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自有法则，人类社会更绝无例外。山西赴农场知青高志远就提到，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以后，他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把挂面收买了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城。高志远不禁感慨，“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把挂面一个价钱!” 发出这种呼喊的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原北京赴内蒙古知青徐小棣的思考更深一步，“我说不清的是，规则一旦紊乱，人们是该选择利益还是操守?是动荡的社会和无常的秩序造就了我们，还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线的我们败坏了风气?诚实曾经是我们崇尚的品德，可是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开始选择造假和欺骗。”

　　知青病退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从知青本身看，病退之门首先是由“怕苦怕累泡病号”的“坏孩子”打开, 又得到“出于私心”的父母，“图小恩小惠”的医生，“经不起糖衣炮弹”的当地干部的推波助澜。可随后，病退却越来越成为知青“理直气壮”的返城之路。既然回家是知青的最高目标，“慌不择路”也许是一种解释。就这样，病退成了官方默许批准知青回城最得民心最具人性化的理由，也成了上山下乡运动退潮、知青返城势不可挡的主要泄洪渠道，病退带来了知青从广阔天地回归故乡的胜利大逃亡。